同时，他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成为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健将。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还是研究和鼓吹国学，章太炎都借鉴了许多佛教思想，写下了大量熔佛学与政治、学术、道德、宗教于一炉的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五无论》、《四惑论》、《国家论》、《答铁铮》、《答梦庵》、《大乘佛教缘起考》、《〈大乘起信论〉辩》、《法显发现西半球说》、《频加精社校刊〈大藏经〉序》、《〈初步梵文典〉序》、《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俱分进化论》、《阿育王寺重修舍利殿记》、《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支那内学院缘起》、《诸子学略说》、《菿汉微言》等，以及《訄书》中《原教》、《争教》、《忧教》等篇章，都阐述了他汇革命与佛学为一体的思想主张。
　　 对于宗教，章太炎推崇佛教，批判基督教，著《无神论》申明此论；对于佛教，他对禅宗及天台、密、净土等宗多有微词，表示“有所不取”，而明显倾向于法相唯识宗，试图建立以唯识为主体的新宗教，著《建立宗教论》阐发宗旨。他说，建立新宗教“不得于万有之上而虚拟其一为神”，即不设崇拜偶像，而是“在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5](P414)。在他写的许多文章中，包括论述政治、思想、学术、社会等各种问题，都渗入了佛学观念。如借用佛学中的“平等”观念鼓吹民主革命，用掺杂了无政府主义的佛教思想宣传国家政府“非实有自性”，而是虚幻之物。鼓吹佛教境界高尚，可以净化人们的灵魂和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甚至评价诸子学说也以佛学的观点为标准来衡量。他在《诸子学略说》中认为，先秦诸子“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佛教与这种习气不同。他引用《成唯识论》中的话说：
　　 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13](P286)。
　　 佛教思想已经渗入到他思想的各个方面。其结果，一方面佛学主张给他以新的思维天地和思想方法，使他的论述新见迭出，发人所未发，具有鲜明的个性；另一方面，佛教思想的消极因素也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使他在不少问题上陷入了认识的盲区。聪明绝顶的章太炎对此岂能不知？大致在1908年前后，章太炎较为认真地反思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尤其是佛教观，考虑用先秦诸子学说解析、补充佛家思想，把二者结合起来，继续寻找解救社会的新的思想出路。他首先把老庄思想汇入佛学之中，著《齐物论释》以明其理。他明确表示，“所以老子的话，一方是治天下，一方是无政府，只看当时人情所好，无论是专制，是立宪，是无政府，无不可为。仿佛佛法中有三乘的话，应机说法。老子在政治上也是三乘的话，并不执著一定的方针，强去配合。……这是老庄的第一高见。就使维摩诘生在今日，必定也主张这种议论，发起这种志愿，断不是只说几句慈善事业的话，就以为够用了”[14](P308-310)。民国以后，章太炎仍与佛教界保持一定联系，甚至参与兴佛活动。如1918年8月，赞助太虚、刘仁航创立以弘扬佛法为主旨的“觉社”，并应太虚邀请在“觉社”开办“佛教讲习会”[9](P102)。但章太炎更多的还是对佛法进行反思，认为“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9](P58)。他还以佛学解《易》和《论语》，说：“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明作《易》之忧患。”[13](P735)这表明，在他的思想中，包括佛学思想在内的宗教思想受到削弱，出现了向儒学复归的趋势。如他所说：“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13](P736)总之，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及宗教观是在清末民初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为了寻找救国道路，章太炎从儒学出发，把目光投向佛学领地，出入于革命、国学与佛学之间；求佛无获后，走上儒释合一、儒释互补的道路，大体呈现出螺旋形发展的心路轨迹。

　　 　　二、章太炎习佛原因透视

　　 章太炎自狱中习佛以后，对佛学理论倾心服膺，一度达到着迷的程度。他不仅写了大量阐述佛学的著作，而且运用佛学理论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学术研究，甚至“思适印度为浮屠”[2](P21)，只是因为“资斧困绝”，才未成行。那么，他倾心佛学的原因何在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其一，出于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造的需要。
　　 章太炎推崇佛学是与他的政治活动实践及社会改造的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始终把佛学视为推进民主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武器。他认为，无论是进行反满革命，还是进行社会改造，都离不开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在他看来，社会道德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他指出，康有为、唐才常等改良派以往斗争的失败，就是由“不道德”的原因所致。“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庚子之变，庚子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搞改良比进行反满革命要容易得多，“以道德腐败之故犹不可久，况其难于此者”[5](P280)。在他看来，开展反满革命首要的任务就是树立起一种“勇猛无畏，众志成城”的道德精神，而佛教则是给人们提供这种道德精神力量的主要源泉。因此，他在出狱东渡后发表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公开提出“用宗教发起革命，增进国民的道德”的口号。他所说的宗教，指的就是佛教。因为佛教“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佛教里面，虽有许多他力摄护的话，但就华严、法相讲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所靠的佛祖仍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13](P274)他认为，只有像佛教视天下万物为“幻见幻想”，才能消除人们的富贵利禄思想及种种私心杂念，激励不怕牺牲、勇猛无畏的精神，具备革命所需要的道德。
　　 章太炎还认为，佛教最重平等，符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平等原则，“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提倡佛学有助于推动民主革命的开展。对此，他明确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