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救民——用佛学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救度众生，重塑国民性

　　 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帝反封，是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救度众生和重塑国民性，则是要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把民众从封建主义的顺民变为资产阶级的新民。在这方面，他们主要是利用佛学的慈悲观念来救度众生，利用佛学的五蕴、无我、缘起、业报等学说来重塑国民性。
　　 “慈悲”是佛教的基本主张，与之同乐叫慈，救彼之苦叫悲。资产阶级思想家大都接受佛学的慈悲观念，把救度众生出苦海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康有为在他著名的《大同书》中，一开篇就标出“入世界观众苦”，表示他要以大慈大悲的救世主襟怀，普度众生到达极乐世界。他用充满激情的笔写道：“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之，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能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14)所以他决心“历无量劫，行菩萨行”，“以救国救民为事”。由此不难看出康有为拯救人类同赴极乐世界的救民抱负，以及其对信仰的虔诚与执着精神。梁启超也把佛教的“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引为同调，指出：“苟众生迷而曰我独悟，众生苦而曰我独乐，无有是处。譬诸国然，吾既托生此国矣，未有国民愚而我可以独智，国民危而我可以独安，国民悴而我可以独荣者也。知此义者，则虽牺牲藐躬种种之利益以为国家，其必不辞矣”(15)。这种誓言般的文字，充分表现了梁启超“牺牲一身觉天下，以此发心度众生”的经世怀抱。谭嗣同更是“以救度众生为本根”，他用掷地有声的话语说道：“有一小生不得度，我誓不成佛”(16)；又说：“嗣同既悟心源，便欲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强盛之西国，与夫贪生之类，一切皆度之”(17)。他还将其救民思想付诸实践，并不惜牺牲自己年青的生命。正是基于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资产阶级思想家才百折不挠，上下求索，奔走呼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探险，赢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文化创获。
　　 如果说普度众生是一个整体追求的话，那么重塑国民性则是它的基础工程。所谓国民性，亦称“民族性”，是指一国或一民族的全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心理文化特征，晚清以来的思想家多借用它来指喻中华民族在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精神、思想、情感、意志、道德特征的总和。近代以降，中华民族在反抗西方侵略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屈辱与失败，痛苦地启发资产阶级思想家从国民性这一最隐秘的层面上去寻找落后挨打的原因。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国民素质不如西方，自身存在着诸多劣根性。例如，严复以西方白种人为参照系，一一列举出了中西民族特性的诸多差异。他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18)。梁启超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有四大缺点：即“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在《新民说》一文中，他又指出中国国民性具有“愚昧落后”、“道德衰败”、缺乏“国家思想”、“权利观念”等弱点。对此，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普度众生这一宏规出发，极力用佛学理论克服国民的劣根性，铸造资产阶级的新国民。其具体作法是：
　　 　　第一，利用佛学“五蕴”、“无我”说，宣扬灵魂不灭说教，培养国民的无畏精神。
　　 “五蕴”是指构成人的五种要素，即色（属物质现象）、受、想、行、识（属精神现象）。佛教认为：五蕴虚幻不定，最终要分离而消散，所以人的肉体最终是要消亡的，即“无我”，“我”不在人世现象界；但人的精神却可以脱离肉体而轮回常住，即“有我”，“我”又存在于人的精神中。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佛教这种灵魂不灭的说教，经过改造可以培养、激励人们的无畏和自我牺牲精神，抑制、克服人们的贪生怕死和迷恋物质享受的私心俗念，这对于变法和革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变法和革命都意味着流血牺牲，都需要“蹈死如饴”、“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此，他们对此啧啧称道，大肆鼓吹。梁启超说：人“不过心理过程上一种幻影，求其实体，了不可得”(19)，所以人一生数十年间，至幻无常，无可留恋，无可宝贵。“死者死吾体魄中之铁若余金类、木类、炭水粉、糖盐水若余杂质气质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灵魂。既常有不死者存，则死吾奚畏？”(20)谭嗣同亦指出：只要了悟了“身为不死之物”，则成仁成义，“必无胆怖于其衷”。章太炎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我”实际上乃是因缘凑合的假相，“所谓我者，舍阿赖耶识而外更无他物。此识是真，此我是幻”(21)。即是说，肉体虚幻短暂，精神真实永恒，前者不足惜，后者诚可贵。总之，他们就是利用佛教所说的“威力”、“奋迅”、“勇猛”、“大雄”、“大无畏”等精神，激励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鼓舞人们为变法或革命而拼死斗争。
　　 　　第二，利用佛学“缘起”说，宣扬“物境虚幻”、“万法唯心”，增进国民的革命道德。
　　 “缘起”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和事物都是因缘而生、没有自性的，因而是不真实的，世界的本质就是空。“一切物境皆为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22)。如果只知道有外物的存在，而不知道它是心的虚幻之物，周遍驰求，执迷不悟，就会成为外物的奴隶，即梁启超所称的“心中之奴隶”。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佛教这种劝人“与其归敬于外界，不若归敬于自心”的理论，可以在某一方面帮助人们树立革命的道德观念，打破利害、得失、成败之念，消除“声色、货利、妻子、名誉”等卑污龌龊思想，确立豁达高尚的革命人生观。因此，他们对此大加张扬，广泛宣传。为加大宣传力度，章太炎还援引历史，证明佛教对道德的巨大效用。他指出：“昔我皇汉刘氏之衰，儒术堕废，民德日薄。赖佛教入而持世，民复挚醇，以启有唐之盛。讫宋世佛教转微，人心亦日苟偷，为外族并兼”(23)。“明末之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江学派之徒”(24)。而且“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其义理高远者，大抵本之佛乘”(25)。从而，他号召人们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