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佛道二教的势力有所衰落。这种变化是中国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科学知识和西方宗教的传播以及“庙产兴学”风潮的冲击等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尽管这一变化是有限的、缓慢的、曲折的，但它毕竟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是近代社会整体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国的近代化在更深层面上展开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 键 词】近代|中国|佛教|道教|衰落

　　 佛教和道教是中国古代社会较为正规的宗教，这两种宗教尽管在教义、教规以及世俗化的程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多差别，但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它们都代表着中国的传统信仰，也具有大致相同的命运，因此本文把佛教和道教放在一起考察。
　　 在传统社会，佛道二教构筑的神灵体系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佛教和道教的信仰不仅受到官方不同程度的重视和倡导，而且也被广泛地融入世俗生活，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传统的佛教和道教在近代中国的衰落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佛道二教的势力有所衰落。
　　 在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下，尽管佛教和道教也试图学习西方宗教的做法，成立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召开代表会议，创办宗教刊物，开办宗教学校，培养宗教专门人才，举办慈善事业等，但佛教和道教都依然避免不了衰落的命运。宣统二年（1910年），南京成立佛学研究会，到会者仅20余人（注：上海《时报》，宣统二年9月22日。）。民国以后，“僧众虽有佛教会之组织，不过徒拥虚名，实无团结之力”（注：民国《阜宁县志》卷16。）。某些寺庙的“当权者，贪图享受……懒惰成风，对于佛教的公共利益和存亡问题一概置之不顾”（注：转自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时人坦言：“丛林轨范虽存，多已驰缓”，僧人多“不事奢靡静虑，而唯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属累正法，则专计资财。争取缕衣，则横生矛戟，驰情于供养，役形于利衰”（注：转自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教风颓废，民间对它们的信仰也有所淡化。根据台湾学者沈云龙先生的统计，在被调查的山东33个州县中，县志中有佛教记载者20个，其中表示信仰极少者5个，表示在清末民初渐衰者5个，表示信仰者很多的有3个，未表示意见者7个。有道教记载者17个，其中明确表示信仰不多者有8个，表示清末民初渐衰者4个，未表示意见者5个（注：沈云龙：《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第738—743页，（台北）。）；在山东临朐县，佛教“僧徒日少，间有托迹空门籍以谋生者，亦多不明佛理，不守法戒”。对道教，“信者无多，间有假神道以牟利者”（注：沈云龙：《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第738页，（台北）。）；河北清河县的遗老们感叹佛道势力“较之三十年前，不禁抱一落千丈之感”（注：民国《清河县志•宗教志》卷13。）；曾经“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的云南省，到民国年间也出现了“佛教已衰，可纪者少”的情况。（注：《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卷101，1948年刊本。）
　　 传统佛道二教势力的衰落，也可从佛寺道观的兴废上得到旁证。让我们以山东为例，根据台湾学者沈云龙先生的统计，在示例的22个州县共704处佛寺中，兴建于1860年以前者282处，建于1860—1916 年间者1处，兴建年代不详者421处；重修于1860年以前者165处，重修于1860—1916年间者25处，重修于1916年以后者5处，未修或重修年代不详者509处。在21个州县328处道观中，兴建于1860年以前者98处， 兴建于1860—1916年间者4处，兴建于1916年以后者无，兴建年代不详者226处；重修于1860年以前者65处，重修于1860—1916年间者28处，重修于1916年以后者5处，未重修或重修年代不详者230处（注：沈云龙：《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第743—746页，（台北）。）。在浙江，根据台湾学者李国祁先生的统计，在杭州地方志中有明确修建年代的庙宇（包括寺、观及各类自然神、人物神坛庙）总数305处，其中兴建于清末光绪、宣统年间的占8.14%，而其中修建于1900年以后者仅占1.13%（注：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第581页，（台北）。）。在福建，根据民国22年刊行的《闽候县志》记载，福州共有已知其兴建（包括重修）年代的寺庙95所，而兴建或重修于光绪至民国时期者无一所：龙岩县在民国9年调查时，共有明确修建年代的寺庙15所，其中修建或重修于光绪朝者有3所，占20%，于民国时期者有2所，占13.3%；闽清县，在有明确修建年代的寺庙29处中，修建或重修于光绪朝者有8处，仅占27.59%，于民国者4处，占13.79%（注：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第582页，（台北）。）。在江苏省，南京市在清中期共有佛寺69处，到民国年间只剩下11处，民国以后兴建的无一所。道观在清早中期共有15处，民国年间无一剩存（注：民国《首都志》下，卷14。）；宝山县在光绪8年时有佛寺39处，道观2处（注：光绪《宝山县志•寺观》卷14。）。到民国20年仅剩佛寺4处，道观1处（注：民国《宝山县再续志•风俗•寺观》卷5。）；江阴县，道光20年时有佛寺庵院106处，道观6处。到民国9年调查时，仅剩佛寺64处，道观6处（注：道光《江阴县志•秩祀》卷7；民国《江阴县续志•秩祀》卷8。）。河北井陉县民国23 年调查时收入县志的寺观共20处，其中残破或改为学校者11处，尚存9 处（注：民国《井陉县志•寺观》。）。河南新乡县在清乾隆年间有佛寺39处，道观8处（注：乾隆《新乡县志•祠祀下•寺观》卷25。）， 民国初年只剩下佛寺19处，道观2处（注：民国《新乡县续志•宗教》卷4。）。在随机抽样示例的云南昆明、太和、建水、顺宁、剑川、元谋6县共372处寺观中，兴建于1860以前者有242处，兴建于1860—1916年间有8处，兴建于1916年以后者无，兴建年代不详者122处；重修于1916以后者无；废圮于1860—1916年间者有7处，废圮于1916年以后者10处（注：《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卷101，1948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