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数字分布情况来看，若以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变化的大致年代1860年为界线，以前应为佛道信仰的兴盛期，以后为开始走向衰落和维护期。若再以帝制结束的最后年代1916年为界，此前为佛道信仰的动摇期，此后为衰落期。就整个近代史来看，传统佛道二教的势力是逐步走向衰落的。
　　 以上民国年间寺观统计数字所依据的资料基本上都是民国年间的各地志书，如果寺观是在民国年间兴建或重修过，在志书中肯定会有记载。因此，其中兴建或重修年代不详者应当是年代久远、无稽可考所致。另外，尚存的寺观中，有不少都有“名胜”的附带记载，说明幸存下来的寺观，其主要功能已不再是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而是作为历史文物陈列而已。这样看来，以上统计数字所显示的佛道二教在近代以来衰落的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寺观兴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它与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社会治安等状况都有关系。宗教活动的场所没有了，不等于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宗教信仰也荡然无存了。但是，它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以来佛道势力逐步走向衰落的大概情形。另外，我们也不要忘了，近代以来寺观的毁废与历史上任何一次由于战乱或统治集团的好恶而产生的毁废相比，具有本质的不同。被毁的寺观不仅不像过去那样过一段时期又大规模重修起来，就是幸存者也有不少被学校、工厂等新生事物所占据。如山西临晋县民国初年的各级各类学校中就有35个是寺观旧址；河南新乡县的八柳镇三清观，在民国以后被改为“广育国民学校”（注：民国《新乡县续志•宗教》卷4。）；山东广饶县， “民初藉庙宇办学，佛教渐衰”；宁海县，佛教寺庙“民初多改公用”（注：沈云龙：《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第738页，（台北）。）；河北清苑县，“凡昔日梵宇琳宫，半改学校，即其庙产，亦拨充学款”（注：民国《清苑县志•寺观》。）。

　　 　　二、佛教和道教的衰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佛教和道教势力的衰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摇着传统佛道信仰的社会基础
　　 近代以来，佛教和道教势力的衰落，最根本的原因应该归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动。正如恩格斯所说：“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250页。）， “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近代以来，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客观上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产业工人和资产阶级（包括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两个对立的新生阶级。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使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陆续传入中国，促使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增强着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客观上也要求人们具备竞争、民主、平等、追逐利润、冒险、进取、崇尚科学等心理素质。资产阶级不仅要求自由平等地进行市场竞争，发展经济，而且更希望在政治上冲破封建专制的铜墙铁壁，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些内在要求和传统的佛教所宣扬的生死轮回、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等有神论观点和忍受苦难、与世无争、知足安份、断绝尘缘、苦行修炼等消极人生态度是格格不入的，和道教的清静无为、逍遥世外、崇尚自然、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以及修身养性、得道成仙的“闲情逸致”也相去甚远。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尽管是缓慢的，而且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经济成份。但它毕竟出现了，而且不断地增长着，对佛道二教信仰的冲击力量也自然在日益汇集、增强着。
　　 2.科学知识的传播，增强着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能力
　　 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自救图存，一批又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研究和宣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知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启蒙思想和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权分立等政治学说，哥白尼的太阳运动理论，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微耳的细胞学说，马赫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力学、电学、声学、光学、热学、数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具体学科知识的传入，都为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依据。尤其是星云假说、细胞学说、进化论三大学说的传播，使中国思想界对宏观和微观世界以及对人类社会自身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
　　 由于近代社会变迁迅速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最先接受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不是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而是一些救国心切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革命家。他们对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没有停留在书斋里、头脑中，而是以翻译西学书籍、办报刊、讲学等各种形式积极宣传，号呼奔走，进行文化启蒙，唤醒民众。据统计，自咸丰三年（1853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自然科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其中总论及杂著类44部，天文气象类12部，数学类164部，物理化学类98部， 博物类92部，地理类58部（注：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转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50页。）。 仅戊戌变法期间，资产阶级改良派直接或间接创办的报刊达70余家（注：《中国新闻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创办的报刊有120多种，其中日报60多种，杂志50多种（注：《中国新闻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15页。）。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国内陆续创办的各种白话报最低不下50种（注：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3页。）。辛亥革命后，全国出现了一个办报的热潮，“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147页。）。仅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出版的报刊猛增到500多种，总发行量为4000 万份（注：《中国新闻史》，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95页。），而且大部分是日刊报纸。 作为辛亥革命继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提倡科学精神，反对迷信和愚昧，进行了大量的无神论宣传。另外，从1842年至19世纪末，仅外国传教士先后在中国办的报刊就有170多种，相当于鸦片战争前夕的10 倍（注：《中国新闻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86页。）。其中《万国公报》前后出版近40年，累计近1000期，在1889年复刊后每期都有自然科学的介绍，内容涉及天文、医学、地理、农业、理化、教育、科技、科学家传记等。有不少报刊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无神论宣传，以期唤起民众：“于今我们的中国，被那和尚道士们说的，无论什么都当是神做的……凡是天地间的事物，没有一样没有神的……偏偏外国没有这么多的神，他的人也聪明，国也富强，中国有这么多的神，咱的人也糊涂，国也贫弱，有神的中国倒不如没神的外国”（注：光绪三十三年4月21 日《盛京时报》。）。这些舆论宣传无疑增强着中国人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动摇着对传统佛道二教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