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儒学与以佛释儒

　　 新儒学与佛学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开山祖的梁漱溟，是“一个走出佛门的儒家圣人”，在建立现代新儒学体系方面有大功勋，但晚年却自称其前生是个禅宗的和尚。熊十力更以其《新唯识论》与佛学间扯不清、理还乱的纠葛，表明了佛学在其整个学术中的重要地位。从冯友兰到牟宗三，于佛学皆有精深造诣，但从整体上看，现代新儒家是站在儒家本位的立场上，来吸收、融摄、改造佛学的，他们视儒学为中国文化之正统，而佛学是外来的文化，所以不管佛学之哲理如何高明，终不及儒学之圆融广大。所以，现代新儒家大多曾浸淫于佛学之中，但最终都自觉地回归儒学，以儒学为中国文化的应走路向。但他们又不能拒斥佛学，故而在儒佛关系上走的大多是以佛释儒之路。
　　 在现代新儒家中，梁漱溟是比较特殊的。梁早年著《究元决疑论》，一意崇佛而菲薄儒家；后由佛门转向儒门，但他并不以为佛学低于儒学。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反对大家作佛家生活，主张去作孔家的生活，认为佛学陈义太高，只能待于未来，从当下现实考虑，反而是孔子儒学更适合于中国（注：《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43页。）。梁漱溟把出自佛家唯识宗的理论与柏格森生命哲学、阳明学泰州学派糅在一起，建立起一种以直觉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新儒学。
　　 马一浮、熊十力则是较典型的儒家，也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以佛释儒的特征。马一浮主张“理器一元”，以佛家色心二法比之宋儒之道器；用《大乘起信论》之“一心二门”解释“心统性情”；以天台止观法门说明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提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的功夫纲领（注：《现代新儒家学案》上卷，第743、684、699页。）；“学者须知六艺吾人性分内所具有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注：《现代新儒家学案》上卷，第743、684、699页。）这种思想可说是融会儒佛的产物。
　　 围绕着熊十力《新唯识论》的争论，是近代以来儒佛关系史上最大的公案之一，一大批学界名流牵涉其中，余波至今未息。熊十力本出身欧阳竟无门下，师从欧阳学习唯识学，后自创其“新唯识论”。《新唯识论》对佛家唯识说极尽攻击之能事，却又以“新唯识论”自我标榜。熊十力认为，唯识种子说是唯识学最根本的失误，护法、窥基于现象外立本有种子以为本体，从而将体用截成两片；而作为唯识学之核心的“阿赖耶识”乃是“神我”的别名云云。熊氏此论一出，即引起轩然大波。南京内学院刘定权著《破〈新唯识论〉》，欧阳竟无亲自作序，作为《内学》特辑发表。此后，太虚、周叔迦、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陈真如、印顺、巨赞等佛学家，都有专文或书信批评熊氏《新唯识论》。在这些批评中，刘定权和吕澂的论断最为有力地暴露了熊氏在佛学学术上的空疏（注：江灿腾先生在《吕澂与熊十力论学函稿评议》中对此有详细论述，见《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
　　 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熊十力是打着“新唯识论”旗帜的儒家，其核心思想是儒家而非佛家，乃是“阳释阴儒”。熊在吸取了佛学的思辨方法后，用儒学来否定佛学的根本意趣，而归本于《大易》刚健劲动、生生不息的思想传统。但既然认定以恢宏儒学为己任，便无须“阳释阴儒”。正如吕澂所指出：“认真讲学，只有是非。不慊于师说、圣说、佛说，一概非之可也。不敢非而又欲异，是诚何心哉？”从深层来说，熊十力挑起的这场争端，“代表了近代中国佛学的复兴和儒佛长期冲突的再次爆发，实在是民国以来传统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注：《现代新儒家学案》上卷，第699页。）。熊十力采取了佛家的名相与思辨形式，但其精神取向与佛学相去甚远；在新儒学还不太自信、主体性还不太强之时，他仍然需要佛学的名相外衣。在熊十力的后学如牟宗三那里，便自创名相，自我担当了。因而，熊十力便成了近代儒佛交争史结束的历史象征，其后便只有余音了。

　　 　　四、结语

　　 佛学与儒学是两种不同的学问，在思想倾向与实践方法上有着根本的差异。近代以来诸多大师的努力，并没有消解两者的差别，反而凸显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儒佛之间的紧张关系，原因在于佛学与儒学在终极关怀的层次上有差别，在入世的层面上也有很大不同。所以，以佛释儒也罢，以佛摄儒也罢，都只能是一种权变之计。对佛学来说，如果过分强调与儒学的会通一面，便有可能使佛教的普渡思想变成一种遁辞，使某些人得以逃避艰苦的修炼，从而失去佛学的终极关怀。事实上，大乘佛学本来就是一种入世倾向很强的宗教学说，本不需要向儒学妥协，但因要借助儒学来行己道，反而使自身失去了活力。而对儒学来说，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没落，需要佛学等其他学说替自己开路，所以一度向佛学靠拢。然而，儒学本是一种世俗的学说，其最终对佛学的拒斥也是可以理解的。就现实而言，新儒学也罢，新佛学也罢，都早已失去了其曾经有过的风光，然而也都还有相当的活力。我们应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来研究、反思。从理的层面说，我们应当超越儒佛思想之对立；但在事的层面上说，我们应该把佛陀的还给佛陀，把孔子的还给孔子。马一浮说得好，“儒、佛、老庄，等是闲名；生没真常，俱为赘说。达本则一性无亏，语用则千差竞起。随处作主，岂假安排。遇缘即宗，不妨施设。若乃得之象外，自能应乎寰中。故见立则矫乱纷陈，法空则异同俱泯矣。”（注：江灿腾：《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第318页。）

【作者简介】李广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