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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溪与佛道二教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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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王龙溪是中晚明阳明学中会通三教的代表人物,历来虽多谓龙溪与佛道二教关系密切,但却鲜见有专门的研究。本文考察龙溪与佛道二教人物的交游以及龙溪对道教实践法门的修炼,以具体说明龙溪与佛道二教的因缘,力求为进一步探讨龙溪与佛道两家在思想上的关联,奠定历史与实证性的研究基础。

【关 键 词】王龙溪|佛教|道教

   阳明学的兴起与发展,不但是对朱子学的批判,同时也是一个与佛道二教交往互动的过程。在当时三教融合无论在思想还是实践上均达鼎盛的情况下,儒者与佛道二教相互交涉是自然而然的。尽管明儒中有象曹端(字正夫,号月川,1376-1434)、胡居仁(字叔心,称敬斋先生,1434-1484)、何塘(字粹夫,号柏斋,1474-1543)以及黄佐(字才伯,号泰泉,1490-1566)那样严守传统正统与异端之辨从而坚决排斥佛道的人,(注:曹端、胡居仁、何塘以及黄佐诸人排斥佛道二教之事例,分别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四《诸儒学案上二》、卷二《崇仁学案二》、卷四十九《诸儒学案中三》以及《诸儒学案中五》。)但自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晚号石翁,称白沙先生,1428-1500)而王阳明以降,真正对儒家思想有所开展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基本上都是对佛道二教采取批判兼融会而非简单否定的态度。因此,对阳明学的研究,佛道二教自然不当落于考察的视域之外。作为阳明高弟,玉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是阳明身后推动阳明学展开的关键人物之一。龙溪对佛道二教涉入颇深,被时人称为“三教宗盟”,显然是考察中晚明阳明学与佛道二教关系的极佳范例。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称梨洲先生,1610-1695)在《明儒学案》中说龙溪“不得不近于禅”、“不得不近于老”,(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二《浙中王门学案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240页。)也是要指出龙溪与佛道二教的关系。但历来研究者虽大都承黄宗羲之说,对龙溪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却鲜有专题性的探讨。(注:在柳存仁先生有关明儒与道教的开创性研究中,对龙溪与道教的关系略有涉及,但未有专论。参见柳存仁:“明儒与道教”,载氏著:《和风堂文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页809-846。)本文之作,就是要通过考察龙溪与佛道二教人物的交游以及龙溪对道教法门的实践经验,以具体说明龙溪与佛道二教的因缘。

     一、与道教人物的交游

   对龙溪与佛道二教人士的交游,我们主要以龙溪自己文集中所提供的线索为依据,兼取其他文献的记载为支持,这样既可保证信而有征,又能拓宽并深入我们的了解。由于龙溪与道教的关系以往相对较受忽略,我们的考察便首先从道教开始。
   在龙溪的文集中,龙溪运用道教术语极多。但有关龙溪与道教人士的接触与往来,记载却颇为简略。《明儒学案》中谓龙溪曾与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1504-1564)一道向方与时学习过静坐工夫,所谓:“黄陂山人方与时,自负得息心诀,谓:‘圣学亦须静中恍见端倪始得。’先生(念庵)与龙溪偕至黄陂习静,龙溪先返,先生独留,夜坐工夫愈密。”(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八《江右王门学案三》,页390。)有关方与时其人,《明儒学案》中有如下记载:
   方与时,字湛一,黄陂人。弱冠为诸生,一旦弃而之太和山习摄心术,静久生明。又得黄白术于方外,乃去而从荆山游,因得遇龙溪、念庵,皆目之为奇士。车辙所至,缙绅倒履;老师上卿,皆拜下风。然尚玄虚,侈谈论。耿楚倥初出其门,久而知其伪,去之。一日谓念庵曰:“吾侪方外学,亦有秘诀,待人而传,谈圣学何容易耶?”念庵然之。湛一即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塌夜坐,久之无所得而返。后台、心隐大会矿山,车骑雍容。湛一以两僮儿一篮舆往,甫揖,心隐把臂谓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即千金惟命。已入京师,欲挟术以干九重,江陵(张居正)闻之曰:“方生此鼓,从此掴破矣。”无何,严世蕃闻其炉火而艳之。湛一避归。胡庐山督楚学,以其昔尝诳念庵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逃而入新郑(高拱)之幕。新郑败走,匿太和山,病瘵死。(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页707。)
   黄宗羲这段文字其实是本自耿定向(字在伦,号楚侗,1524-1596)为方与时所作的传。而据耿定向所说,罗念庵随方与时入道明山习静时,龙溪是随同前往的,只不过龙溪并未久留而已,所谓“王先生(龙溪)先辞归,罗先生独留。”(注: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六《里中三异传》。按:所谓三异包括何心隐、邓豁渠与方与时。)耿定向与方与时是邻居,对其事知之颇详。由于黄宗羲大体上概括了耿文的基本内容,加之耿文颇长,这里不具引。根据以上这段文字,以及耿定向记载方氏临终前称“平生所得”惟“所录丹方与铅汞”的话来看,(注:耿定向:《联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六《里中三异传》。按:所谓三异包括何心隐、邓豁渠与方与时。)方与时无疑是位道士。他非但能将耿定理(字子庸,号楚倥,1534-1577)这样有出世倾向的人士纳于门下,还居然能以异术一度眩惑象龙溪、念庵这样的儒家学者、社会名流,更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所谓“欲挟术以干九重”,显然具备明代道士的典型特征。大概只有像何心隐(本名梁汝元,字夫山,1517-1579)那样的豪侠之士,才能慑服其人。虽然时人亦多谓龙溪因年幼体弱多病而素留意道教养生之术,故黄宗羲所言,或属信而有征,不过,龙溪与方与时的接触以及随其习静之事,不见于龙溪文集。龙溪文集中明确记载与龙溪有深入交往的道士,是净明道士胡清虚。
   龙溪集中有一篇《祭胡东洲文》,记载了净明道士胡东洲与其交游的事迹:
   呜呼!吾东洲子而遽止于是乎?嘉靖甲寅岁,予开讲新安之斗山。东洲随众北面执礼,为缔交之始。东洲颜如冰玉,动止闲默。与之语,恍然若有所悟,又嗒然若有所失。昔人行脚四方求法器,东洲非其人耶?嗣是每岁即过越,聚处浃旬而返,因得交于麟阳赵君,授以馆舍,携家为久处之计,此生益以性命相许。因谓予曰:“棲之受业于先生,实刘师符玄老人启之,将以广教也。”老人年一百余岁,得回谷之旨,发明内要延命之术,后遇习虚子受净明忠孝性宗,当应代补元之任。旧有传法弟子二十五人,为出世之学,蓬首垢面,不复与世情相通。晚年受记东洲为二十六弟子,谕以世出世法,冀以流通世教,不绝世缘。东洲既授紫云洞谱密传,以妻子托于浮梁东川操君,往来吴越江广,与四方同志相切磨,以卒所学。东洲虽得所传,役役于世法,未得专心究竟。去年春,复就居于越,聚处月余,复还浮梁,与操君共结胜缘。秋初偕近溪罗君,偕其二子同往岭南,赴凝斋公之约。首春,弟子朱生平罡,忽来报讣,云东洲九月二十一日已仙游矣。呜呼痛哉!吾东洲子而遽止于是乎?予与东洲有世外心期,卒然舍我而去,在东洲知有落处,不复为三徒业障所缠,而予则终寡同志之助也。东洲之学,得于师传,以净明忠孝为入门,其大要皆发明性命归源之奥,觉幻知元,住于真常,非有邪伪之术,但世人未之尽知耳。(注: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