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引龙溪与道教的相关文字中，可知当时儒家学者与道士的交往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象龙溪、念庵、近溪等人，都是当时阳明学的中坚。不过，由龙溪的祭文与天台的书信来看，龙溪与天台对胡清虚的态度，显然极为不同。龙溪知道胡清虚为净明道的传人，却认为其人“有足取者”，“非有邪伪之术，但世人未之尽知耳”，因而将其纳入门下，甚至许为法器，并直言与之“有世外心期”。而天台不仅对龙溪收胡清虚为徒不以为然，前往讽之，认为其人虽一度“静极发慧，一时精神，必有可观”，故而能够“倾动士绅”，但“欲渐长，性录渐蔽”，终不过“欺谩过日，以扩前名”，因而胡清虚之死，实在是上天要“显明正学”的表现，儒家学者“视此可为深省”。由此可见，龙溪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道教采取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天台则严守传统的正统与异端之辨，对道教采取排斥的态度。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据龙溪所引胡清虚的自我表白，胡清虚受其师刘符玄之嘱，以一名道士的身份投身龙溪门下，目的是为了“将以广教也”。较之其他道教诸派，净明道最大的特点便是有取于儒家的社会伦理。（注：关于净明道的研究，目前恐怕仍以日本学者秋月观暎的研究最为全面与系统。参见氏著：《中国近世道教の形成——净明道の基础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78）。该书是在作者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增订结集而成。）阳明因触刘谨遭贬谪漂流至福建境内，曾萌生遁世入山之意，而当时劝阳明用世保家的所谓“异人”，正是旧曾相识的净明道士。（注：参见王守仁：《王阳明年谱》“武宗正德二年丁卯”条下，《王阳明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页1227。阳明的旧相识为当初新婚之夜与之畅谈忘归的南昌铁柱宫道士，而净明道的本山即在南昌郊外的西山，南昌城内的铁柱宫亦为当时净明道的重镇。）但是，从儒家思想中汲取资源，毕竟有别于直接投身于儒学大师的门下。胡清虚之举，说明对刘符玄和胡清虚这样的道教人士来说，儒道之间的疆界已经是微乎其微。耿定向虽然对胡清虚的态度与龙溪不同，但却也指出了龙溪纳胡清虚于门下的事实。而如果胡氏投身龙溪门下确是为了推广道教，显然说明当时的道教人士认为阳明学颇有可资借鉴之处，或者至少阳明学在当时的声势已足以令道教的发展有所借重。这既显示了中晚明阳明学对道教的影响，也为中晚明儒释道三教的水乳交融，提供了道教方面的见证。
　　 除了与胡清虚的交往之外，龙溪在《与吴学愚》中曾提到过常自然其人，所谓“令兄为常自然高弟，得药结丹多年，近来调神出壳，真景象何如也？”（注：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九。）可见常自然也是当时的一位道士。不过，常自然的情况现已不可考，龙溪是否与吴学愚的令兄以及常自然有过交往，也无案可稽。但是，龙溪与胡清虚、方与时等人的往来，已足见龙溪与道教人士的交游。

　　 二、与佛教人物的交游

　　 龙溪近禅，更是《明儒学案》以来学界的通常说法，但龙溪与禅宗人物的交往情况如何，亦鲜见有专门的考察。（注：海内外学界大概只有荒木见悟先生在其《明代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1988）和《阳明学の开展と佛教》（东京：研文社，1984）在讨论阳明学者与佛教的关涉时有所涉及。）
　　 龙溪《法华大意题词》中曾经提到与僧人月泉的交往，所谓：
　　 予昔游江浦，访太虚故居，得此卷（《法华大意》）于石洞中，见其词近而旨远，意在扫去葛藤，欲人于言前直取向上一机，以悟为则，可谓全身领荷矣。因持归出示月泉，月泉读而珍之。（注：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五。）
　　 而在嘉靖三十三年辛亥(1551)秋，龙溪也曾与周怡等人到天池山访问过月泉，并于当时作七言绝句四首。所谓“辛亥秋，予偕周顺之、江叔源，访月泉天池山中，出阳明先师手书《答良知二偈》卷，抚今怀昔，相对黯然，叠韵四绝，聊识感遇之意云。”（注：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八。）这里两处提到的月泉，是指僧人玉芝法聚(1492-1563)。
　　 玉芝法聚的生平见于徐渭（字文长，号天池，1521-1593）《玉芝大师法聚传》、蔡汝楠（字子木，号白石，1516-1565)《玉芝大师塔铭》以及其他一些传记资料，（注：徐渭及蔡汝楠文见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百一十八。其他传记资料见《稽古略续集》卷三、《续灯存稿》卷十、《五灯严统》卷二十三、《高僧摘要》卷一、《五灯会元续略》卷四上、《五灯全书》卷六十、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以及《两浙名贤录》卷六十二，惟彼此互有重复。）而《中国佛学人名辞典》整理得较为简明扼要：
　　 法聚，（明）比丘。字玉芝，号月泉，嘉禾富氏子。少孤贫，资质慧敏，好读书，每就寺僧借阅经卷，隔宿即还付。僧讶其速，聚为背诵，一若旧熟。十四投资圣寺剃染入道。既受具，谒吉庵、法舟等俱不契。偶值王阳明，与语，疑情顿发，一日闻僧诵古案，不绝释然，参天通显于碧峰，蒙印可。遂隐居湖州天池，衲子闻名而至，渐成丛林。以嘉靖四十二年(1563)寂，寿七十二。有《玉芝内外集》。（注：（比丘）明复编：《中国佛学人名辞典》（台北：方舟出版社，1974），页220下—221上。）
　　 其中提到玉芝法聚曾受到阳明的启发。事实上，根据法聚的传记资料和相关文献，法聚和阳明学派的许多人物都有往来。（注：荒木见悟：“禅僧玉芝法聚と阳明学派”，《明代思想研究》，页81-99。）
　　 据蔡汝楠所记，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玉芝法聚于天池举办法会，龙溪与蔡汝楠曾前往赴会：
　　 嘉靖戊午暮春，玉芝禅德举法会于天池，大集名僧，各为偈言。余同龙溪王子过访斯会，诸偈适成，余二人亦次韵为偈。偈成，龙溪诵余偈曰：“但问黄梅五百众，不知若个是知音。”是知音者希也，因自诵曰：“何幸钟期共禅席，高山流水有知音。”余不觉爽然。盖知音者希，何异乎可者与之之指？乃若高山流水幸有知音，岂非容众尊贤之盛心哉？于是乎可以考见余与龙溪之用心矣。乌乎！禅客当机截流挚电，岂不亦犹余辈各自表见者哉？宜并存之，庶令自考。玉芝颇以余以为然，请题于卷首，次第录之。（注：蔡汝楠：《自知堂集》卷十五《天池法会偈引》。）
　　 此事龙溪集中无直接的说明文字与之相应，但龙溪集中有八首五言绝句，也是龙溪访玉芝法聚于龙南山居所作，所谓“八山居士闭关云门之麓，玉芝上人往扣，以偈相酬答。时龙溪道人偕浮峰子叔学生访上人于龙南山居，语次，出以相示，即席口占数语，呈八山与玉芝共参之。”（注：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八。）这显然是龙溪与玉芝法聚的又一次聚会。而由以上这些材料，足见龙溪与玉芝法聚所交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