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藏传佛教密教的一些仪轨传入到汉地佛教中。如八思巴曾为僧众说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并就此亲笔写了序文，并由弹压孙和哈达萨哩都通译为汉文。说：“大元帝师苾刍帕克斯巴说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亲制序文曰：原夫赡部嘉运至四佛释迦文如来利见也，大元御世第五主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太光孝皇帝登极也。……爰有洞达五明法王大士萨斯嘉班迪达名称普闻上足苾刍帕克斯巴，乃吾门法主，大元帝师，道德恢隆，行位叵测。授兹仪轨衍布中原。令通解三藏比丘住思观演说。正本翻译人：善三国声明辩材无碍含伊毕国翰林承旨弹压孙。”

　　 其三，汉地佛教由原来的重显轻密到显密圆融、性相融会。元代以前，汉地佛教中也有密宗流传，但未能传播开来，尤其是其修持仪轨至唐末即湮灭无闻了。元代以后，随着藏传佛教密教修持方式的传入，汉地佛教其他宗派便从原来的重显轻密发展到“显密圆融、性相融会”了。这种倾向的出现，虽然没有史料明确记载是受了藏传佛教的影响，但它是伴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而出现的，与藏传佛教不无干系。元代藏传佛教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其领袖人物被封为国师、帝师，总领全国宗教事务。在这样的条件下，汉地佛教对藏传佛教的关注是必然的。因为藏传佛教地位的升降，将关系到汉地佛教门楣的兴衰。在元代，藏传佛教倍受元王室的宠爱，就意味着汉地佛教在元王室中的失宠。

　　 其四，藏传佛教的“方便与智慧双运”的修持方式在汉地佛教中也引起了回应。藏传佛教各宗派大多讲双修，即在显乘方面经过次第修学，达到一定的水准后，即要转入密教的修持阶段。密教的双修法门虽因各派的理解和传承的不同而稍有差异，但其主旨却是相同的。即通过观想佛父佛母本尊而生起大乐并试图恒久住于此乐的一种修持法，意在达到方便智慧双运。如噶举派的密教大手印圆满次第修法就是“从明点修‘哞’，从‘哞’缘待主尊佛父母修，从生殖轮明点出现大乐轮空行母等，逐渐发向意轮、语轮、身轮和三昧耶轮，开发智慧。依止智慧手印反复修炼，能证悟大手印”。然而，在密教双修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即少数人借助双修之名搞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如桂鲁·迅努白说：“时处末法时代，比丘放纵者多。”这种现象在汉地佛教界也引起了反响。如白莲教有《辩明双修》一文，其观点影射的就是藏传佛教密教双修：

　　 双修者，修福修慧也。教云：“修福不修慧，象身挂璎珞；修慧不修福，罗汉应供薄；福慧二庄严，乃能成正觉。”……。

　　 今有一等愚人，常行异教，诈称莲宗弟子，妄指双修，潜通淫秽，造地狱业，迷误善人，沉迷欲乐，甘堕险坑岂不谬乎?……今劝在家菩萨依戒修行，勿犯邪非，清心寡欲，双修福慧，回向西方。龙舒(龙树)云：“修福又修慧，深信念阿弥，当生上上品，决定更无疑。”其或不然，欲饭蒸砂徒费力，担柴入火定殃身。

　　 从这段材料来看，一方面，藏传佛教密教修持方式已经波及到白莲教，另一方面，很多白莲教众反对藏传佛教的密教双修法，并用正名的方式给以了驳斥。

　　 综上所述，元代藏传佛教的修持实践传入内地，在汉地佛教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汉地佛教学者对藏传佛教的修持方式持有不同的态度，有的非常重视，不仅将一些藏文的修持术语译为汉语传播开来，而且还将修持仪轨译为汉文流布于汉地佛教之中，在汉地佛教中出现了显密圆融的倾向；有的持反对态度，攻击藏传佛教的修持实践不合汉地传统。但不管持何种态度，藏传佛教的修持实践对汉地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

　　 三、从汉藏文译经的对勘看汉藏佛教的互相影响

　　 至元二十二年春，元世祖命释克己等奉诏“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忝对楷定大藏圣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汉藏文佛经对勘工作。此举的缘起是由于元世祖崇信藏传佛教，常躬听汉藏高僧讲经说法，自己也于“万机之暇，课诵”，耳濡目染之中，参禅修行之后，念蕃汉传译之殊，疑经教音韵有异，故命汉藏名僧进行对勘佛典。如《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中说：“大佛法由汉唐以迄于今，揭日月于齐明，致乾坤于泰定，弘济群迷。出生众有，不可得而云：喻大元天子，佛身现世间，佛心治天下，万几之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诏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又说：“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召西蕃扮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琏国师，湛阳宜思，西天扮底答尾麻罗室利，汉土义学亢理二讲主庆吉祥及畏兀儿齐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压孙、安藏等集于大都。二十二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大兴教寺各秉方言，精加辩质。”

　　 《佛祖历代通载》中说：“帝(元世祖)见西僧经教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土名德对辩。”

　　 元世祖想通过对勘彻底了解和理清汉藏文所译佛教经、律、论的基本状况。例如有些经、律、论如果汉藏文都有译本，则勘对其经文是否相同；经文相同，则注明藏文本同，并指出所对应的译本。如“佛于王舍城鹫峰山说四百卷(七十九品)与蕃本《十万颂般若》对同；佛于王舍城鹫峰山说七十八卷(八十五品)从四百一至四百七十八卷与蕃本《二万五千颂般若》对同”。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汉藏两种《大般若经》译本的对应会、卷。如果没有藏文本，则注明蕃本阙。如“佛于王舍城鹫峰山说八卷(十七品)从五百六十六至五百七十三，此会经蕃本阙”。汉藏译本相同的，则书其梵文名于前，并说明原因。如说：“般若部总四十部七百九十四卷。梵云：麻诃钵罗(二合)提亚波罗蜜怛(二合)苏怛罗(二合)，今此总录于题目内间有一二所以安梵名者，自来三藏，但以梵文译为华言，所以不存梵名，间有存者，于五义中亦有具一二义，故不翻者也。”

　　 通过对勘还指出了从汉文本译为藏文本的佛经、汉译本或藏文译本所阙佛经的数量等情况。如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或五十卷)，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等译(初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于阗三藏宝叉难陀译(第二译)，此二经同本异译，此经蕃本从汉本译出。”。又说：“第十六会，王舍城竹林园中白鹭池侧说《般若波罗蜜多分》八卷，从第五百九十三至六百卷，此会与蕃本二千一百颂般若对同。此大般若经总二十万颂，西蕃本惟有十六万四千五十颂，若比汉本少三万五千九百五十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