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对勘还特别指出：由藏文译为汉文的主要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范》一卷，八思巴译。《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戒本》一卷，八思巴译。《新译戒本五百部》，八思巴译。《彰所知论》，八思巴造，沙罗巴译。另沙罗巴所译的藏文其它佛典有：《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二卷，《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念诵仪轨供养法》、《坏相金刚陀罗尼经》、《佛顶大白伞陀罗尼经》、《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各一卷。

　　 从至元二十二年春到至元二十四年夏，汉藏两族佛学大师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劳作，仔细斟酌，认真勘对，终于将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佛经分门别类、次第编排，勘对完毕，编写出了一部汉藏对勘的佛教大藏经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通过对勘，得出了汉藏佛经虽部帙充栋，卷轴累屋，然“文词少异，而义理攸同”的结论。这便基本上摸清了汉藏佛教经、律、论译本的家底和见、修、行的实况。

　　 通过汉藏文佛经的对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开启了汉藏佛经对勘之先河。元以来，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的交流进入了一个高潮。元代大一统的局面和元王室的崇佛，为汉藏佛教的广泛交流和深入沟通创造了便利条件。从此，汉藏两地的佛教使者你来我往，绵延不断，使汉藏两族的佛教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如叙录中所说：“晋宋之弘兴，汉唐之恢阐，未有盛于此也”。明清以来，承元代之余绪，组织了汉藏佛经的对勘和刊刻。如明永乐年间曾在南京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万历年间刊刻了《丹珠尔》。清代刊刻了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大藏经》。这都是元代佛经对勘影响的结果。

　　 其二，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一书的诞生，是汉藏两族人民精诚合作而结出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一大硕果，它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从思想文化领域里体现了中华民族多样一体格局。

　　 其三，它是中国佛教学者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和弘扬做出的一大壮举。佛教虽产生、形成、发展在印度，但其完整的结果却保存在中国，作为原创的佛教，在印度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汉地佛教基本上接续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中观、唯识思想，藏传佛教则完整地秉承了大乘佛教中、晚期的思想和密宗的理论和实践。并且将其基本经典翻译成了汉文和藏文。就《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问世，使我们不仅了解了印度佛教经、律、论的数量、内容、思想演变等状况，而且还可以通过汉藏两种译文的对照和比较，来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庐山真面目，以及汉藏佛教学者对印度佛教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以此方法来理清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复杂内涵，其学术价值十分重大。

　　 其四，丰富、填补了汉藏佛教经、律、论的不足。由于汉藏佛经的对勘，基本查清了汉、藏文佛教译经的底本。一些兼通汉藏文的佛教翻译家则把藏译佛经和汉译佛经互无的经、律、论翻译出来，从而填补了汉藏佛教经、律、论的不足。

　　 总之，正因为藏传佛教于元代大规模传入内地，出现了两地佛经对勘之壮举，汉藏佛教学者对汉藏文佛经的内容、版本等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四、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建筑、绘画、雕塑的影响

　　 元代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在建筑、绘画、雕塑方面的沟通与交流，给后世留下了很多文化珍品。

　　 在建筑方面：尼泊尔人阿尼哥随八思巴来到内地传播佛法，留下了许多尼泊尔式和藏传佛教式的建筑杰作。如北京的白塔，就是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元代在北京建造有圣寿万安寺、大天寿万宁寺、大护国仁王寺、大崇恩福元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天源延圣寺、大觉海寺、大寿元忠国寺等藏传佛教寺院10余座。此外，“西及成都，南至杭州”，都有“西藏化的佛殿佛像”。

　　 在绘画方面：由元代最终完成的宋影印《碛砂藏》中，有八幅木刻佛说法版画，更是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宗教文化交流的印证。宿白在其《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一文中有如下论证： 这八种版画所绘形像，除所记汉装供养人、汉装道士和部分天部外，皆所谓“梵式”的吐蕃式样：如佛鬘上置宝严、广额方面、耳垂扁长、肩宽腰细、多作转法车仑印：菩萨耳佩圆形优波罗花，体态窈窕；  高僧内著覆肩背心，或戴左右各垂长耳的萨迦帽等。其中人物面相宽扁，表情板滞，佛背光文饰繁缛，背光之后的靠背设大鹏、鲸鱼、兽王、象王四龛，菩萨白毫或作长形等，更具14世纪萨迦寺院形像的特征。因此推测碛砂扉画主要部分来自萨迦，但经杭州汉族画工、刊工重摹雕木时，或有增改，故序号3、4、6、7、8扉画中杂有汉装人物。

　　 在雕刻方面：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因发掘故宋赵氏陵墓，戕杀平民、强抢民女，攘夺财物而臭名昭著，但其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他曾在飞来峰主持雕刻了“飞来峰密教石刻雕刻”。其中多是有藏传佛教特点的龛像。如第一一、一六、四五、五七、六五、六七龛的坐佛，第一五龛的倚坐佛，第二二、二四、四六、四八龛的菩萨坐佛，第六四龛的胜母佛像，第五二龛的尊胜塔，第四、五、六龛的护法像等都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萨迦派之特点。山东长清大灵岩寺的大元国师法旨碑，碑文下半部为汉文，上半部为藏文。陕西富县松树沟的元代时刻，其“主像为三座佛，十六罗汉，这类题材旨在宣扬密教供奉的大日如来。……其形象具有蒙古人、藏族人的特点”。北京妙应寺舍利塔、河南辉县白云寺的普照禅师塔等也都是元代建造的藏传佛教式样的舍利塔。

　　 据此，藏传佛教式的建筑、绘画、雕塑艺术在元代大规模流传到内地，与内地的建筑、绘画、雕塑艺术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汉藏合璧的佛教建筑群落，成为今天内地靓丽的文化景观，它是汉藏两族人民智慧的象征，也是汉藏两族人民团结合作的历史见证。

　　 五、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僧侣政治地位的影响

　　 藏传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及其僧众，在元代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元朝允许自由传播的诸宗教中，藏传佛教不仅优于道教、伊斯兰教、也里可温教等，而且也先于蒙古族传统宗教萨满教，还高于佛教中的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传入内地之前，其他宗教派别的位次已经排列分明：佛教，道教，也里可温教，答失蛮教，白云宗，头陀教等。在蒙元皇帝的圣旨、诏书中都是这样排列的。如《元典章·礼部六》中说：“法师、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白云宗、头陀教每根底，多以立着衙门的上头，好生骚扰他每，么道说有为那般上头，除这里管法师的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外，管法师、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白云宗、头陀教等各处路府州县里有的，他们的衙门，教都革罢了。”浙江温州的也里可温教徒在随朝庆贺时，班次抢在佛道的前面，遂引起佛道的强烈抗议，告到礼部。礼部最后下文：“随朝庆贺班次，法师、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6及至藏传佛教受宠之后，藏传佛教便取代了众教之尊的地位。由于蒙古王室上至皇帝，下至王公，皆于藏传佛教尊崇有加，其他教派与之相比，则黯然失色。就是蒙古族传统宗教萨满教也因其教义粗俗、仪轨简陋、功能单调而失宠。在佛教本派中，初期统领天下释教的国师都是汉地佛教僧人，如海云禅师和那摩禅师。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后，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一直在元朝居于国师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