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初，针对元代佛教的诸多流弊，对社会僧团进行了多方面整顿，诸如：改革度牒颁出办法，严格剃度，淘汰僧尼，严肃戒律，裁并寺院等。经过整顿，元代以来佛教内部出现的严重颓靡之风大为改观。洪武后期还进行过“清教”。所谓清教，不过是一场清肃僧徒中“胡党”的政治运动，与整顿佛教的既定方针迥异，不能混为一谈。

　　 明初，对社会僧团的整顿，是针对元代佛教的诸多流弊而开展的。蒙古统治者狂热崇佛及滥发度牒、剃度无禁的结果，导致社会僧侣队伍的膨胀和整体素质的低劣，僧团内部戒律不肃，僧俗不分，僧人官僚化、贵族化、腐败化倾向严重。对此，游方僧出身的朱元璋自然会有更深刻的认识，登上皇位后，他便开始对佛教进行全面整顿。
　　 洪武、永乐间对佛教的整顿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讲，主要有：改革度牒颁出办法，严格剃度，淘汰僧尼，整齐法事仪规，严肃僧尼戒律，裁并寺院等。至于洪武后期的清教活动，那不过是一场清理僧徒中所谓“胡党”的政治运动，与整顿佛教性质迥异，应该别作理论。下面我们就这些问题逐次予以讨论。

　　 　　一、实行普给度牒办法，严格剃度制度

　　 明初以来，即废去前朝的纳赀给牒办法，实行免费给牒制度，自此僧尼获取度牒不再有出资之忧，加上社会人口的增多，要求剃度出家的人数呈激增趋势。如洪武五年(1372)八月，诏罢僧道免了钱，敕令免费颁给僧道度牒，到洪武六年(1373)八月，已发出僧道度牒96000余道，以后还有增加。面对这种严重情况，明政府略加限制，规定每年新度僧限以万人为额，但实际得到剃度的人数往往超过这个数。洪武十七年(1384)，礼部尚书赵瑁曾说，自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僧道二司，未及三年，天下（剃度）僧尼已二万九百五十四人，今来者益多，其实假此以避差役。请三年一次出给度牒，且严加考试，庶革其弊。”（注：［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九•职官十一•僧道录司[M].北京：中华书局，1956.）赵瑁的建议被明统治者所采纳，并从三个方面着手限制剃度过热的世风：
　　 其一，做到出给度牒有节。当初规定每二年一给度牒，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再做修正，限三年一给度牒，并规定凡僧道，府不得过40人，州30人，县20人。今考，洪武后期直隶及十三布政使司共领有府128，州194，县1152。（注：［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五、一六[M].万有文库本.）另外还有些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不计入内。依此计算，当时天下额设僧道仅3.4万人。不过，今据其他资料估计，洪武永乐时期，天下僧尼人数虽可称精简，但不会少于10万，（注：［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九•职官十一•僧道录司[M].北京：中华书局，1956.）所以明太祖做出的府不得超过40人，州30人，县20人的规定，只是一个写在纸上的理想限定数目，实际上从来没有达到过。
　　 其二，严格经业测试。明代承袭唐宋试经剃度办法，规定天下沙门讲习《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凡童行请给度牒，必须由各地僧司主持考试经业，考试及格者，申送到祠部，具奏出给度牒；不通经业者淘汰为民。宣德元年(1426)，由于各地呈上请给度牒的童行太多，便严格考试程序，谕令礼部要僧录司先行审查筛选，然后由“礼部同翰林院官、礼科给事中及僧道官考试”（注：［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三四•祠祭司职掌•僧道给度[M].四库全书本.），能通经业者允准给度牒。
　　 其三，严格剃度，打击私度。与以往各朝相比，明代对出家者的年龄限制更多。洪武二十年(1387)规定，男子年20以上不许出家为僧，女子年40以下不许为尼。特别不许收蓄民间幼儿为僧童，若有违犯者，相涉僧尼及儿童父母皆坐以罪，甚至规定要对犯科“首僧凌迟处死，儿童父母迁发化外”（注：［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M].中国佛寺志本.）。若男子年20以下，14以上愿为僧者，须经父母准许，邻里结保，报告有关官署具奏取旨后，方许系童行籍帐从师受业，但系籍童行只能以俗名称呼，不得取法名。系童行籍满三年或五年者，要赴京参加考试，通经业者可取法名、颁给度牒、受戒为僧，不通经业者杖为民。若民童父母不愿意或家有祖父母、父母年迈而无其他子孙赡养者，不许入寺为僧。先曾出家而中途还俗者，或有作奸犯科被黥面之人，不许入寺，住持私自允留要治罪。洪武二十一年(1388)，又诏令僧录司行文天下，凡民年20以上申请出家者，全发往乌蛮、曲靖等处自耕自食。看得出，这些对出家者在年龄、身份方面的限制，无不与明初生息训养、发展经济的政策戚戚相关，规定男子年20以上不许出家为僧，主要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承担差役的丁口；女子年40以下不许出家为尼，主要是为了保证社会的适龄生育人口。
　　 在严格给牒办法及剃度制度的同时，又以严刑重典打击私度。《明律》规定“凡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凡僧道擅收徒弟，不给度牒，及民间子弟户内不及三丁，或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枷号一个月，并罪坐所由。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举者，各罢职还俗”（注：［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六三•律例四•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M].万有文库本.）。在具体执行中，明政府经常以“家迁化外”的手段惩治私度，如永乐六年(1408)，诏令“军民子弟僮奴，自削发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五台山做工，毕日就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发北京为民种田”（注：［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四•僧道[M].万有文库本.）。所称“就北京为民种田”者，实质上是明初“发口外为民”的具体体现，属流刑范畴。这一规定与明初对北京一带的开发有关。洪武四年(1371)，徐达移沙漠遗民3.2万多户屯田于北平府管内各地，即在今大兴、宛平、通州等县置民屯254屯，因为劳动人手不足，常有发罪徒到北平屯种的记载。（注：明太祖实录•卷六三[M].洪武十七年秋七月丙辰条.）所称发“卢龙牧马”者，反映的是明初的马政。洪武三十年(1397)，设北平行太仆寺，北平行太仆寺在永平府卢龙县境设有马苑，一马苑有圉长二人，率50夫，每夫牧马10匹。永乐令的精神就是将私度人犯发马苑权充牧夫。除此，还有将私度僧发戍其他“化外”地区的记载，如永乐五年(1407)，南直隶、浙江等府州有“军民子弟私披剃为僧、赴京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明成祖为之发出龙吟，“命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注：［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九•职官十一•僧道录司[M].北京：中华书局，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