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观（生卒年不详），嗣同安僧志法席。住鼎州（今湖南常德）梁山，后世称梁山缘观。
　　综观曹洞宗在唐五代的整体状况，可以分为三个截然有别的时期，即前曹洞宗时期，成立时期和第一个低潮时期。
　　所谓前曹洞宗时期，即以石头希迁、药山惟俨和云岩昙晟为标志的酝酿准备年代，时间在700－841年之间（以石头生年和昙晟卒年为始终）。这一长达百余年的准备年代，为曹洞宗的成立提供了充足的、直接的思想来源，就思想的成熟度来说，这种培元固本的工作使得曹洞一宗先天地具有了某种突出的早熟性。以至于当曹洞宗在九世纪（807－910，以良价生平和本寂卒年计）正式成立的年代，其创立了所做的工作主要就是将现成的思想资料（“偏正回互”）予以整理，使之向高度成熟和缜密的方向上进一步拓展（配以君臣五位乃至《周易》和道家思想资料），同时在接引学人的实践之中，将其尽可能地操作化（良价所谓鸟道、玄路和展手）。这样一来，一种看似矛盾的奇特现象就出现了：曹洞宗成立之时，其思想义理之基业已筑就，创立者们（洞、曹二师）努力建构适应成立需要的宗门哲学大厦，却发现缺乏足够的新鲜资料可以运用，于是大量的原非佛教的无关资料被借用进来，例如君臣、功勋、易卦等等名相被吸收进来作为主要的范畴，用以建构这座大厦。这与一般禅师随机应化、随缘施设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后者只是随手利用外缘开示学人而已，曹洞宗却不得不搬运外缘来作为基本材料，建构和发展自己的核心体系。这种思想的早熟性，使得曹洞宗具有某种悲剧意味，刚刚开始就告停滞，新的理论生长点无从寻觅。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在论及曹洞宗第二代创立人本寂时，不无沉痛地说过：“使洞山宗旨明于世者本寂也，使洞山宗旨坠于死型者，亦本寂也。”这是迄今为止，就曹洞宗成立之悲喜剧所仅见的一则全面评价之语。明乎上述因缘，则知“坠于死型”，责任不在本寂，在乎时节因缘耳。当然，这也说明，所谓宗派成立年代，亦有人为划分之弊，“曹洞”因为约定俗成之一名相，宜明其亲密关系，但当初径直呼之“曹溪洞山”、或“石头曹山”以明乎其宗派的真正思想源流，亦未尝不可。
　　历经八世纪准备，九世纪成立的曹洞宗，甫一成立，即进入相对沉寂低落的年代，终唐末五代之世，乃至于人宋之后，虽然在本寂特别是道膺下勉为传承，数代之间有迹可寻，但无复乃师乃祖光耀千古之旧观。这一局面横贯十至十一两个世纪，此中当然不是以名僧论世，最为致命的问题在于：新的义理的突破口，生长点未曾找到，故无新的气象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