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门题记所载的地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来自关中一带的造像功德主人。如贞观十八年?644?十月廿五日洛阳留守右领军柱国京兆公阎武盖为亡母在宾阳南洞敬造阿弥陀像一区并二菩萨；永徽五年?654?五月二十日通直郎行雍州?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司仓参军辛崇敏在老龙洞造像一龛；显庆二年?657?十月廿六日华州蒲城县?今陕西蒲城县?相原府校尉柱国吕士安在药方洞敬造救苦观音菩萨一躯；显庆四年八月一日雍州讄县?今陕西户县?人朝散郎前行赵州象城县丞轻车都尉刘弘义在破洞造像一铺；十一月十七日雍州泾阳县?今陕西泾阳县?翊卫慕容文懿在老龙洞造弥陀像一龛；乾封二年?667?五月十五日雍州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人公孙宜在破洞造阿弥陀像一龛；乾封三年二月雍州栎阳县?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栎阳镇?东面监孟乾绪在宾阳南洞敬造弥陀像一铺；文明元年?684?四月八日雍州明唐县?今陕西西安市城南?人赵奴子在惠简洞开凿佛龛；垂拱元年?685?十月廿日唐故岐州?今陕西凤翔县?刺史陇西李府君孤子坚在破洞附近敬造石像一龛；垂拱二年七月十五日雍州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县?人王君意为天皇天后及父母在老龙洞造阿弥陀像一龛；垂拱三年二月十六日雍州三原县?今陕西三原县东北?古鼎乡高池里薛福等在清明寺造一佛二菩萨像，同时同地还有三原县古鼎乡的戴婆等造的一佛二菩萨像；垂拱三年二月十六日雍州迳阳县众善乡苏伏宝在清明寺造一佛二菩萨像；垂拱三年三月雍州迳阳县申思思在清明寺附近造三佛像；垂拱三年七月十三日雍州醴泉县王君意在老龙洞造阿弥陀像一龛；垂拱四年万年县张元福在万佛洞附近造像；载初元年?689?五月二日雍州万年县张元福敬造阿弥陀像并二菩萨；天授二年?691?二月三十日雍州万年县张元福在清明寺造像一龛；延载元年?694?六月一日雍州蓝田县?今陕西蓝田县?马某在惠简洞附近造一佛二菩萨像；证圣元年?695?三月三日雍州长史豆卢志静在双窑附近造阿弥陀佛并二菩萨像；乾符元年?874?正月廿五日雍州长安县人在敬善寺附近造阿弥陀佛像一龛，等等。

　　 有这么多的皇亲国戚、政府官吏、乃至普通百姓从西京长安来到洛阳龙门开窟造像，大修功德，我们可以想象与此同时，也必然会有许多长安一带的能工巧匠、佛门大德将长安城的造像模式带往洛阳，大体再现于龙门的佛窟之中。下面我们看看龙门究竟有哪些实物能够表现出长安一带的造像样式。

　　 龙门石窟的窟形大致有马蹄形的平面、穹窿形?或平?顶、在正壁前有的设坛?雕一铺主像；马蹄形、穹窿顶的窟室，环正、左、右三壁凿出倒凹字形坛床，在坛床上布置一铺列像；以及方形或长方形的平顶窟室、在正左右三壁前设一铺造像等几种。它们分别流行在高宗、武则天、中宗至玄宗时期。这些窟形在陕西的甘泉县与洛川县唐代石窟中都是存在着的，与长安地区差异较大的，是没有中心柱窟。彬县大佛寺第2、3、5号窟虽有倒凹字形的坛床，但坛上的雕像是分为三组来布置的，以表现三世佛的题材内容，属于北朝以来的遗风，与龙门龙华寺、八作司洞等窟三壁前各有一尊主佛像的作法有相近之处，而与奉先寺、极南洞、二莲花南北洞的坛上列像呈一组的形式有所不同。彬县大佛寺的大佛洞在造像的布置上虽与龙门高宗期的无坛唐窟?如宾阳北洞、敬善寺洞?有相近之处，但窟顶的横向人字披及大佛身后开环形甬道的作法也不见于龙门。龙门东山的擂鼓台中洞与南洞的地面中部凿有方形的矮台，与彬县大佛寺第4、7号窟有相似之处，但后者又没有象前者那样在窟室壁面开雕众多的造像。所以，如果从这些比较大的方面来看，长安与洛阳两地是既有共同性，也有彼此间的差异性。陕北地区现有的初唐窟形与龙门的共性较多，而洛阳地区如果要引进长安一带的佛教艺术样式，它们更多的取材方向应该是在长安城中的各大寺院，石窟洞内的布置也基本是反映寺院殿堂内景的一个侧面而已。陕北的几处初唐洞窟形制，虽比现存的龙门同类型洞窟的时间为晚，但似乎也能够说明长安一带洞窟样式?或者是殿堂内的造像排列形式?的向北扩散与东都洛阳对于这些样式布局的引进。如果我们再缩小一下视线，就会看到两地之间更多的相似与相同之处了。

　　 首先，彬县大佛寺以及长安一带的造像内容与组合，基本都在龙门唐窟中出现了，除了象大佛洞第39龛那样以胡跪姿势的供养菩萨为二胁侍，以及洛川县寺家河石窟造像中的八大菩萨、辟支佛等之外，大佛洞第71龛的四倚坐佛内容，在龙门破洞中则有二倚坐佛像、三倚坐佛像，在万佛洞的窟门侧壁还有高宗永隆元年?680?处贞造的五百躯倚坐弥勒佛像；类似于彬县大佛寺第7号窟在门外雕造二力士与二狮子的作法，则可见于龙门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完工的万佛洞，武周时期开凿的龙华寺洞等，还有许多小洞窟也有这种布置。从万佛洞与龙华寺洞门外的蹲狮姿势来看，和彬县大佛寺第7号窟门外东侧的蹲狮很相似。龙门唐窟更多的则是门外二力士各守一侧的作法；类似于西安慈恩寺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与《同序记碑》底座上的伎乐人物，在龙门万佛洞、奉南洞、八作司洞、龙华寺洞、极南洞、二莲花洞等处都可以见到，它们多出现在倒凹字形坛床的表面，一般是二位舞伎配以众多的乐伎；西安宝庆寺造像在主佛头顶装饰树冠的作法，虽没有在龙门石窟中得以流行，却也能在少数小龛中见到，如奉先寺右弟子与菩萨像之间的二小龛。

　　 其次，长安地区所出现的初唐佛教造像题材，在龙门石窟中也几乎都有表现，但在比例方面略有不同。以彬县大佛寺为例，从石窟中的题记来看，释迦的题材占有较大的比重，而在龙门则是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彬县大佛寺千佛洞造等身佛、菩萨像的思想，在龙门石窟中也有表现：如高宗永徽元年?650?五月五日樊庆在老龙洞造的等身救苦观世音像；长安四年?704?四月八日中大夫洛州长史薛季昶在老龙洞造的等身观世音菩萨像；开元三年?715?秘书少监韦利器等在老龙洞附近造的大弥陀等身像一铺。还有许多与真人基本等高的佛或菩萨立像，虽没有题记保存下来，但也应该属于等身像的内容，如分布在奉先寺大像之间的为数众多的立佛像，大约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作品；东山万佛沟中户部侍郎卢徵于唐德宗贞元七年?791?造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立像等。

　　 再者，从造像的个体而言，长安与洛阳两地相互穿插的共同性就更多了。在唐太宗时期，龙门的造像活动主要集中在宾阳南洞，正壁的一组大像仍过多地保留着隋代的风格，特别是两身胁侍立菩萨，与彬县大佛寺的大佛洞相比要显得落后一些，但主佛头后的头光装饰雕刻却是贞观时期比较先进的样式。宾阳南洞主佛左肩垂一带下束袈裟的样式与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藏的永徽元年石坐佛像完全相同，也多见于山东地区的隋和初唐结跏趺坐佛身上，却没有在西安地区发现，对此，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曾布川宽先生认为这种样式是由山东传入的，但如果从造像的体型来看，与彬县大佛寺第一阶段唐太宗时期的结跏趺坐佛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龙门石窟贞观纪年的立菩萨像与彬县大佛寺第一阶段的立菩萨也多有相近的地方，如彬县大佛寺第2号窟立菩萨与龙门老龙洞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七日新息县令田弘道造的二躯立菩萨像间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龙门此时的立菩萨多饰帔帛交叉于膝间，而彬县大佛寺第一阶段的立菩萨则是将帔帛在腹下环绕两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