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上述的比较中，虽然在历史文献方面已经明确了洛阳地区接受长安影响的必然性，但在现有实物材料上两者之间虽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长安造像之例却并不一定都比龙门造像的时间为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笔者所举的长安造像，既然并不能代表长安城佛教艺术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所见到的某种造像样式的现存最早的雕刻时间，自然也就不能代表这种风格样式的起源时间了，它只能说明这种样式在初唐之际曾经在长安城的佛教艺术界出现过，或者曾经流行过。反之情况亦然，龙门石窟所表现的内容，也是曾经在初唐东都洛阳城内出现过的，因此在龙门最早出现的某种初唐造像样式，不一定就是洛阳所接受的最早时间。比如说，笔者在对比奉先寺大像龛与长安造像之时，所用的材料有的是长安为早，有的则是龙门的早于长安，但这种两地之间的相似性本身就可以说明奉先寺的基本样式来源于长安这个历史事实。

　　 东都洛阳在不断接受来自长安的佛教造像样式之时，一般会有两种制作方式：即来自长安地区的工匠直接在洛阳制作，和洛阳地区的工匠在长安学习或接受了长安传来的新型样式之后再在洛阳雕塑造。不论属于哪种制作方式，从文化传播的最一般规律来看，都是很少会有生搬硬套和机械地模仿长安造像样式的现象的。长安的样式在洛阳的再现，在保持长安造像的一般风格?即所谓的典型唐风造像样式?的同时，必然会有一个洛阳地区艺术家们的重新理解与再创作的过程，既使是来自长安的艺术家们在洛阳来制作，也有一个在原有基础上再重新组合与创新的过程。因此，从这个规律上来讲，龙门的造像艺术就决非是长安样式的简单再现了，而是一种既包含着普遍的时代风彩，又透露着长安造像的固有风尚，还保持着东都洛阳特色的雕刻艺术宝库了。在上文长安造像与龙门造像的对比之中，我们会发现两地之间相当的一些样式风格的发展是大体同步的，这个事实正好说明了以龙门为代表的东都洛阳造像艺术是在不断地接受着从长安地区传来的新型造像样式。长安一带的造像样式并没有全部在龙门石窟中出现，则说明了洛阳地区在接受长安造像艺术时有选择性。

　　 唐代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高峰期，龙门石窟聚集着唐朝的一段时期中央佛教造像样式。目前，我们面临着如何使佛教艺术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问题，而如何更好地继承传统佛教艺术中的精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从这方面的意义来看，探讨龙门石窟唐代艺术的渊源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