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僧圆仁大师在中日文化交流趋于衰退的晚唐时期，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随日本第十八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在中国度过了近10 年的请益僧生活，先后在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向中国佛教界高僧请益，由于唐朝政府规定所限，未能如愿去台州请益。圆仁将在华所见所闻，写成日记体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对后人研究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风俗、佛教活动及唐、日、新罗关系等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此书比《马可波罗游记》早400年， 被日本学界誉为“东洋学界至宝”。圆仁大师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为人们所追念。


　　 日僧圆仁（公元794—864）于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作为请益僧，随日本国第十八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先后向扬州、 五台山、长安等地的高僧请益，在中国留居九载有余，著有日记体宏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在我国，介绍圆仁及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文章还不多见⑴，本文拟从介绍圆仁其人，对圆仁入唐的背景，在唐停留的时间以及圆仁为何未能去台州等几个问题作简要的论述。

　　 　　　　　　　　　　　　　　　　　　一

　　 日本佛教天台宗第三代座主慈觉大师圆仁，俗姓壬生氏，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生于下野国都贺郡（今＠⑴木县），幼年丧父，9岁时随其兄学经史，心慕佛乘。15岁到京都滋贺县比睿山，师事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勤学苦修，深得钟爱。初，最澄在比睿山上设置四种三昧，让圆仁创设常坐三昧堂（后为文殊楼院）。最澄还上奏朝廷，请求在比睿山设大乘团顿戒坛。弘仁十三年（822）获朝廷允准， 嵯峨天皇特下诏书，批准在比睿山建立天台宗大乘戒坛，同时为比睿山寺赐“延历寺”匾额，而此时最澄刚刚去世不久，乃由未满30岁的弟子圆仁开坛弘法。圆仁在40岁时因感身乏体惫，自觉寿命不长，乃于山上幽深之地隐居修炼3年，此地即横川首楞严院。圆仁在此建立“根本如法堂”， 天长十年（833）写成《根本如法经》。承和四年，由义真和尚推荐，山上众僧拥戴， 获选入唐请益。所以还在圆仁入唐求法之前，已是日本天台宗的一位高僧。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从承和五年（838）出航，到承和十四年（847）回国，回国以后，先在比睿山设灌顶台，接着又建法华总持院、定心院、常行三昧院等，进一步弘扬显、密二教，仁寿四年（854）被敕封为延历寺座主， 日本有“座主”公称亦由此开始。圆仁所创的“台密”，比之于东寺、高野山等所谓的“东密”更为充实。圆仁在清和天皇贞观六年（864）正月十四日圆寂，终年71岁。 贞观八年（866）朝廷授予他“慈觉大师”谥号， 是为日本佛教史上僧人荣获大师尊号的开始。
　　 圆仁有关佛经的典籍著作甚丰，但他的特殊贡献在于他留下了一部史料价值极高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⑵，该书记录了自日本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6月起至承和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12月止的日记， 时间长达近10年，地域广及中国的7省20余州60余县， 内容涉及晚唐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僧俗交往、时令风俗以及唐、日、（新）罗关系等许多方面，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在日本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日本学者牧田谛亮认为：日本僧侣游历日本佛教的母胎和祖国的中国所留下的游记，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可列举三种⑶，天台慈觉大师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即是其中之一。美国著名研究东亚的学者，曾任美国驻日大使的E•O•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以《圆仁的日记：一个到中国求法的朝圣者的记录》（《Ennin's Diary》）为题于 1955年将该书译成英文并加以注释。赖肖尔评价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漫游世界的记录，由于它能够唤起人们的想象力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巨大的足迹。可是，圆仁的旅行记不仅时到今日几乎没有人读过，而且连他的名字也不为人所知。然而，圆仁却早于意大利人在这个伟大的中国留下了足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游历上所留下的业绩要超过马可波罗的记录。”⑷我们光从时间上看，他比《马可波罗行记》要早 400年。作为行乞僧，圆仁一行浪迹天涯，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社会民情、政治风云，他所记录的内容，有许多可补正史的不足，如关于武宗废佛的细节详情、寺院的礼忏仪式以及唐代的书仪尺牍等都留下了极可珍贵的资料。日本学界认为该书“堪称为旅行中国的游记中最出色的”⑸一部，誉之为“东洋学界至宝”。

　　 　　　　　　　　　　　　　二

　　 晚唐时期，中国处在安史之乱以后，日中之间的官方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从光仁天皇宝龟十年（775）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的120年间， 日本先后任命了四次遣唐使（最后一次任命后中止）及一次送唐客使⑹。后期遣唐使从组织和规模看和前、中期无多大差异，甚或有所超过，但这种官方的交往，表面看来规模宏大，实则已处在衰落时期。
　　 首先，从任命各次遣唐使的时间相隔之久可窥测其迹象。第十五次遣唐使是在光仁天皇宝龟六年（775）六月任命，距离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五年（761）十月任命的第十三次遣唐使和第二年（762）四月任命的送唐客使，其时间分别为14 年和13年，（此两次因船破损和不得顺风而中止）。第十六次也是送唐客使，于宝龟九年（778）十二月任命，这不能算作单独派遣的一次遣唐使。 第十七次是在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年（801）任命，距离第十五、十六次的时间分别为26年、23年。 第十八次是在仁明天皇承和元年（834）正月任命，距前一次相隔33年之久。 而第十九次，也是最后一次遣唐使在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八月任命， 则距离前一次已相隔了整整60年。
　　 上述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考虑可从以下几点分析。其一，说明日本对派出遣唐使的热情逐步减退，越是往后越少派出。从全面分析，这当然与整个遣唐使派遣的历史直接有关。经过前几期遣唐使的派遣，日本方面苦心钻研，吸取盛唐时期的典章法令、文化艺术等精华，从而使日本自身的文化逐渐发育成熟，所以此时向唐学习的热情大不如前，缺少当年如饥似渴的迫切心情。其二，由于日本和新罗之间关系紧张，遣唐使舶改走由筑紫直接横渡中国海的南路，时间上虽可缩短，但使舶遇险遭难的次数增多。如第十五次，使节返回时，第一舶遇难，副使小野石根等38人及唐使赵宝英等25人溺死⑺，第四舶漂至耽罗岛，判官海上三狩等被岛上土民拘留⑻。第十七次使节入唐时，第三舶于近海沉没，第四舶漂流不知去向。第一舶漂流一个多月才到达福州的一个村庄。只有副使石川道益乘坐的第二舶算是顺利到达明州，而副使本人又客死他乡。遣唐使远涉苍波，要冒极大风险。其三，与上面原因直接有关的是被派遣的使者畏难惜命，不再有当年人们的满腔热情。如第十五次遣唐大使佐伯今毛人就以“时已入秋，未得信风”为借口，延期渡海，独自返京。第二年出发前又因病不发，向天皇奉还节刀⑼。第十八次任命的遣唐判官藤原松影一开始就“以母老固辞”⑽，不肯受命。遣唐知乘船事伴有仁等更是“逃匿不行”⑾。副使小野篁，同样慑于航海的艰险，称病不行⑿。其四，从唐朝的情况看，自安史乱后，内乱频仍，社会凋蔽，内有宦官专横，节度使跋扈，外有回纥、吐蕃、南诏的侵扰，人民流离失所，经济衰退，治安紊乱。凡此种种，对于日本已失去了吸引力。终于在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 ）以在唐僧人中ｇｕàｎ＠⑵上太政官表文为契机，遍下公卿详议，结果在第二年五月，天皇下敕罢遣唐使⒀，最后结束了日本与唐朝的官方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