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政府为便于与外国及周边各族交往,往往在中央及地方设有翻书译语一类的官职。如周朝就设有象胥之官,汉代称译官、译令,魏晋亦称象胥,唐代称译语人,辽以后至明清称通事等。这些人虽职位不显,人数有限,但他们往往充当政府官员、周边民族及外国使节的代言人,在处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这里仅就唐代长安政府机构中的译语人情况作一探讨(注:关于此问题,迄今尚未有专论,马祖毅的《中国翻译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和黎虎的《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两部著作中有所提及或论述,但亦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和必要。)关于在长安译经及民间的译人情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一
有唐一代国力强盛,交通大开,四方来朝,诸番进贡,京师长安,四方“重译贡珍,道途相继”[1](《吐蕃传》)。如南方的乌蛮“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2](《南蛮传》);东夷中的流鬼国王于贞观十四年(630)“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译来朝”[2](《东夷传》);德宗贞元八年(792),骠国王亦“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3](p11691)。此外,北方及西北方的回鹘、突厥,西方及南方的吐蕃、南诏诸族及西域、中亚诸国遣使来朝者更是不计其数。周边各国及四方诸族,地域遥远,风俗不同,语言亦不同,往往需要中介人传情达意,以通表疏,在这种情况下,翻书译语一事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唐中央设有专职翻译,即译语人。
唐长安译语人一职,主要见于鸿胪寺及中书省两个机构中。鸿胪寺在汉唐时期均为主管外交的机构。汉代大鸿胪即“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4](《百官志二》);唐代鸿胪寺作为九寺之一,对于外交事务的管理更为集中,《大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称鸿胪卿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属,以率其官属,而供其职务”,其下属典客令、丞等通常亦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归化在蕃者之名数……凡朝贡、宴享、送迎预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唐代对译语人的职位、人数的规定亦比较明确。同书卷二《尚书吏部》载:“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诸司诸色有品直……鸿胪寺译语并计二十人。”鸿胪寺主要负责接待来使及处理外交事宜,唐代长安外事活动频繁,远方朝贡进献者络绎不绝。如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九七一、九七二《外臣部•朝贡》等的记载,西域康国、波斯等朝贡就达30多次;此外,远至里海的陀拔斯单、荒蛮绝远的南海诸国及东方的高句丽等国均遣使来朝。这样频繁的迎来送往工作是急需翻译的,故唐朝于鸿胪寺中专职翻译就设有20人,以应付繁重的接待任务。
鉴于鸿胪寺的接待性质,鸿胪寺译语人主要是以口译为主。贞元四年(788),回鹘公主来朝,迎德宗女咸安公主入嫁回鹘,德宗遣人“引回鹘公主入银台门,长公主三人候诸内,译史传导,拜必答,揖与进。帝御秘殿,长公主先入侍,回鹘公主入拜谒已,内司宾导至长公主所,又译史传问,乃与俱入”[2](《回鹘传》),此中译史即为鸿胪寺译语人。又开元年间(713-741),個失密国(今克什米尔)遣使者物理多来朝,“因丐王册,鸿胪译以闻”[2](《西域传》)。像这类导引宾客及传语的情况应是很多的,因史料所限,仅叙及此。
作为以接待为主要工作的鸿胪寺译语人亦多与客馆打交道。鸿胪客馆专门负责馆待番客。四方使者、官员入朝,多舍鸿胪。前述德宗咸安公主嫁回鹘可汗,可汗派遣以宰相为首的一千多人的使团来朝,“有诏其下七百,皆听入朝,舍鸿胪”[2](《回鹘传》)。可见其数量是很大的。唐政府往往通过译语人与这些人打交道。据《唐会要》卷六六“鸿胪寺”条记,开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敕:“鸿胪当司官吏以下,各施门籍出入。其译语、掌客出入客馆者,于长官下状牒馆门,然后与监门相兼出入。”鸿胪寺的所司官员出入其中,都要出示出入宫门的记载其官爵姓名的门籍。而译语人与掌客“出入客馆”,往往与守门官吏相兼出入,这说明译语一职,职位虽不显,但在各个接待环节都不可少,事务繁忙,位低职重。至于其品秩,史料记载不详,不过,其常与掌客出入客馆,掌客一职为唐朝鸿胪寺典客署所置,据《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鸿胪寺”条记,典客署有“掌客十五人,正九品上。掌送迎蕃客,颛莅馆舍”。而掌客所从事的这些工作随时都要有译语人作陪,前引《大唐六典》亦云“诸司诸色有品直”,故鸿胪寺译语人也应有一定的品秩,当不应低于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