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壁画中，有《客使图》，分东西两幅，每一幅均由六人组成，其中前三人为唐朝鸿胪寺官员，他们正接待三位外国及周边少数民族的来使。其中东《客使图》中接待官员头戴笼冠，身穿红长袍，腰束带，绶带曳地，看起来品秩较高，至少是在五品以上。而西《客使图》中三位官员则品秩相对要低一些，头戴幞头，身穿普通红色圆领宽袖长袍，无绶带。有学者认为，这三人很有可能就是鸿胪寺卿掌管之下的典客署官员从七品下的典客令和从八品下的典客丞。[5](p70)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接待工作随时应有译语人作陪，故其中当包括有译语人。
　　 除承担繁重的接待工作外，鸿胪寺译语人也负责为宰相及其他部门提供有关周边民族及国外的地理、政治及文化信息。如会昌中(841-846)，黠戛斯可汗阿热遣使者至长安朝贡，唐武宗遣太仆卿赵蕃持节临慰其国，诏宰相（即李德裕）“即鸿胪寺见使者，使译官考山川国风”[2]（《回鹘传》），欲仿周朝史臣集四夷朝事为《王会篇》而绘《王会图》以示后世；同时，也为宰相等撰述周边地理道路情况提供信息资料。如唐德宗贞元年间(793-805)，宰相贾耽就著有《四道记》一书，此书已佚，《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摘录其文，其中对边州入四夷道等“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记”。贾耽所记，显然主要出自鸿胪寺译语人之口。另外，鸿胪寺译语人亦为其他部门提供服务。如尚书省兵部职方司的职方郎中、员外郎因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故每有四方番客到京，即“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6]（卷五）《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兵部”亦记，鸿胪寺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显然是要求鸿胪寺将来朝者的容貌、服饰画图上报兵部职方司。《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条中关于番国朝贡例即记，“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从而为编修国史提供方便，这其中显然得通过译语人这个中介才能进行。

　　 　　二

　　 唐中央机构中另一个部门中书省，因有大量的文书及译语工作，则设“翻书译语”。《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条称，中书省有“翻书译语十人”；《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中书省”条下记，“蕃书译语十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条下胡三省注云：“中书掌受四方朝贡及通表疏，故有译语人。”在中书省中既然称为“翻书译语”，显然与鸿胪寺中译语人的工作性质有所不同，主要负责四方朝贡的译语及接收四方表疏进行翻译工作，口译与笔译是并重的。
　　 关于唐代中书省译语人情况，史料记载亦很有限。《全唐文》卷七○一载李德裕《论译语人状》中云：“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扢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译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李德裕乃武宗时期宰相，常中书门下省，此石佛庆应为中书译语人。此状大约写于会昌年间，当时黠戛斯（即纥扢斯）多次遣使至长安，希望与唐联合攻打回鹘。而石佛庆乃“回鹘种类”，故李德裕担心其会将言语“不便于回鹘者”不翻译出来，或是将机密泄露给在京回鹘，于是不得不从外地借调译语人来。从姓名上看，状中石佛庆应为中亚石国人，而回鹘中有不少中亚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因助唐平叛有功，享有很多特权，因而中亚昭武九姓胡人常冒回鹘之名来内地经商。代宗时（762-766在位），“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2]（《回鹘传》）。故状中称石佛庆为“回鹘种类”亦是不为过的。
　　 同为中书译语人的还有中亚人史诃耽。1986年5月，宁夏固原博物馆考古队对固原县南郊乡小马庄村唐代史氏家族墓地进行发掘，出土《史诃耽墓志》。志文云：“君讳诃耽，字说，原州平高县人，史国王之苗裔也……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祖思，周京左师萨宝、酒泉县令……（史君）隋开皇中，释褐平原郡中正……义宁元年(617)，拜上骑都尉、授朝请大夫……武德九年(626)，以公明敏六闲，别敕授左二监……寻奉敕直中书省翻译朝令，禄赐一同京职。贞观三年(629)，加授宣德郎。七年又加授朝请郎。九年，又加授通义郎。十三年，又加授朝议郎……永徽四年(653)，有诏：朝议郎史诃耽，久直中书，勤劳可录，可游击将军、直中书省翻译如故……乾封元年(666)，除虢州诸军事，虢州刺史……深思抱退，固陈衰朽，抗表辞荣……遂其雅志。仍赐物五十段……以总章二年(669)九月二十三日遘疾终于原州平高县劝善里舍。”[7](p69-71)由志文可知，史诃耽为魏晋南北朝时来华的中亚史国人的后裔，平高县（今宁夏固原）人，隋朝末年至唐朝初期长期在京城做官，唐武德九年奉敕担任中书译语人一职，一直到乾封元年任虢州刺史为止，作中书译语人达40年之久。其后告老还乡，死于平高县。可见史诃耽为一资深中书译语人，虽亦加封不少官衔，但一直以中书译语为正职。史诃耽本人亦见于史籍。《唐会要》卷六一“弹劾”条记，永徽元年(650)十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之”。据《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载，褚遂良因此事不久即“出为同州刺史”。此史诃担即史诃耽。
　　 除在中书省“翻书译语”外，中书译语人亦常常奉命出使。《册府元龟》卷一○○○《外臣部•仇怨》记载，贞观中(627-649)，“太宗遣折冲都尉、直中书译语揖怛然纥使西域，焉耆王突骑支因遣使朝贡，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记，贞观中“高昌王曲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贡献，太宗令文泰使人厌怛纥干往迎接之”，后被魏征谏止。《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630)”条亦记载此事。从时间及事件上来看，此厌怛纥干应为揖怛然纥。他既为高昌王曲文泰之臣，应为西域人。由此看来，中书译语人多从地方及周边少数民族中选拔而来。除此之外，中书译语人也经常奉命对周边进行宣授或宣慰。据《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载，德宗即位后，即遣“中人告丧，且修好”，后回鹘顿莫贺可汗立，又“遣中人与回纥使聿达干往言其端”，欲与回鹘断交。武宗会昌时，回鹘为黠戛斯所灭，乌介可汗臣颉干伽思欲借振武以居太和公主及可汗，武宗乃“诏右金吾卫大将军王会持节慰抚其众，输粮二万斛，不许借振武，令中人好语开谕”。此中人即中间人，应为译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