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省译语人因受理四方通贡及表疏之类的翻译工作，关系重大，是要有一定职位的。如前引《史诃耽墓志》记其为“直中书省翻译朝令，禄赐一同京职”。唐代京官与外官差别较大，外官只有职分田，俸禄少，而京官除职分田外，亦享有禄米，随等级不同而有差别，正一品七百石，最低从九品为五十二石。[6]（卷三）《新唐书•百官志》中将中书译语人置于隶属于中书省的主书、主事之下，主书官为从七品上，主事官为从八品下，似乎译语人则应低于从八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唐六典》记译语人属直官，如前述史诃耽、揖怛然纥等官职名往往为“直中书译语”，似不直接为中书省属官，以他官摄权，所以其品秩似不低于从八品。另外，直中书译语人往往兼受散官等职衔，如揖怛然纥亦担任折冲都尉，史诃耽亦先后被授予宣德郎、朝请郎、通义郎、朝议郎等。据《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记，折冲都尉“上府正四品上，中府从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则记宣德郎为“正第七品下阶”；朝请郎为“正第七品上阶”；通义（议）郎于贞观年间改为奉议郎，官职为“从第六品下阶”；朝议郎为“正第六品上阶”。以上均为文散官。虽说散官不理职务，加官而已，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但唐制，“凡九品以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1]（《职官志一》），即不论职事高低，以散官来确定其人的身份及地位。故直中书译语人的品秩不会低于从八品，揖怛然纥最起码是正五品下，史诃耽最后应是正六品上阶，职位当不算低。此外，前述中书令褚遂良因购买其下属译语人宅地而被贬官的事实，亦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书译语人是有一定地位及影响的。

　　 　　三

　　 另外，由上述分析亦可看出，不管是在鸿胪寺还是在中书省，担任译语人的多为胡人。如史诃耽、石福庆为中亚昭武九姓人（即粟特人）；揖怛然纥为西域人，从姓名上看，应为突厥人。随及唐初，西突厥势力强大，控制着西域广大地区，故以突厥人为译语人，且出使西域，也是很正常的。不过，总的来看，以中亚粟特人为多。这并不奇怪，因为中亚胡人，特别是粟特人本来就是一个商业民族，其足迹遍布古代欧亚大陆的商道上。从魏晋到隋唐，大量的粟特人东来兴贩，穿梭往来于丝路沿线的各个地区，同各个民族打交道，所以粟特人大都通晓多种语言。《安禄山事迹》中记，安禄山“长而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解九蕃语，为诸蕃互市牙郎”[8](pl)。其部将史思明亦“通六蕃译，亦为互市郎”[2]（《逆臣传》）。“六蕃译”、“九蕃语”大概就是表示精通多种语言的意思。由于粟特人的这种本领，粟特语也就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上不同民族间交往时用的混合语了(Lingua franca)[9](p70)，故在丝路沿线诸镇，多有粟特人充当政府的译语人。如唐代丝路重镇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即是如此。吐鲁番阿斯塔那188号墓、210号墓出土有《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10](p87)、《唐西州高昌县译语人康某辩辞为领军资练事》[11](p72)等文书，即是证明。
　　 总之，唐代长安译语人是政府为便于与外国及周边少数民族交往所设的官职，多由胡人担任，由于职业上的原因，常与中外各级官员打交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对外开放及对外交往空前繁荣的唐代，他们无疑起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