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后期遣唐使中，除和过去一样，派遣留学生、学问僧外，还派出请益生（僧）和还学生（僧）。前者正如其名规定的，是一些在各种学术领域已有一定造诣的学者或僧人，他们为究学问的奥秘，对一些疑难问题需要请益，也就是有重点的去修习某一方面的学问。还学生（僧）则更是原已去过唐朝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再次入唐还学。这些人因留学时间较短，朝廷所给的待遇也较低⒁，说明还学者的经济负担不会太重，也说明不须很长的时间。
　　 第三，从平安朝入唐的僧人看，尤以学习天台宗和真言宗的为多，这与朝廷的重视与提倡有关。奈良诸宗注重小乘戒，偏于个人解脱，而天台宗则特重大乘戒，以镇护国家为宗旨，为国祈祷，护国安民。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推行。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倡导，日本佛教著名的平安八家，均属台、密二宗。当时的僧人入唐，巡礼天台、五台二山，归国后都立志摆脱都市尘俗，躲避城市的腐化，在深山幽谷修建寺院，以便严守戒律，专心修行，日本的山岳佛教于是形成。
　　 第四，日中之间的官方往来减少，而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却趋于频繁。晚唐时期，官方往来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与此同时，民间交往，唐人和新罗人的船只则不断往返于唐日之间。经济交流从朝贡到贸易，从贡品到商品，范围逐渐扩大，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唐货在日本大受欢迎。日本学者森克己认为唐商舶的频繁渡日是日本废止遣唐使的重要因素⒂。我们知道，作为朝贡使的官方往来，其贸易额和交换品种都极有限，且受唐政府的严格控制。日本使者持物以归，开元初是：“所得锡＠⑶，尽市文籍，泛海而还。”或者是“悉赏物，贸书以归”⒃，这是官方准许的。但有许多东西是不准任意买卖的。我们从《巡礼记》中看出，开成四年二月二十日，圆仁等在扬州等候晋京使团归来时，先已入京使内监国信春道宿称永藏等10余人，乘船返回扬州，“缘上都不得卖买”，他们是“为买杂物来”，但扬州仍“不许永藏等卖”，只好离开。另外，第四舶的监国信和通事“缘买敕断色”即套购禁卖物品，被州司传唤，后放回。长官＠⑷从3人和留学生1人到市里去买香药，也被由司勘追，结果“舍二百贯钱逃走”。类似事件还有多起。看来当局是禁止外国人任意买卖的。圆仁的日记中还记录着“有ｃｈì＠⑸断铜，不许天下买卖”，这是朝廷行之已久的政策。在扬州，因开元寺僧人私将破锅卖与商人，商人被巡检人拿住，送回寺里勘问和尚，最后虽未予处分，但可知此间不许从事铁的交易。
　　 但是，从《巡礼记》可以看出民间交往正日趋频繁。开成四年正月八日一名叫王请的新罗人，去开元寺拜访他，圆仁解释说，此人正是弘仁十年（819 ）与唐商张觉济等同船漂流到日本出羽国的。张觉济兄弟“为交易诸物，离此过海”，因遇恶风，漂流到出羽国，这也许是较早到达日本的民间商船。其后，抱着贸易目的航日的商船逐渐增多，仅《巡礼记》中就多次出现唐人李邻德、张支（友）信、江长，新罗人张公靖、金子白、钦良晖、金珍等名字。证之史料，民间商舶，越往后往来越多。如仁明天皇嘉祥二年（849）唐商舶（53 人）至太宰府（《续日本后记》）。贞观年间，往来尤其频繁。如贞观四年（862）七月，李延孝等43 人抵日（《三代实录》）。同年九月，张支（友）信等送真如法亲王入唐至明州并于翌年四月返回日本（《头陀亲王入唐略记》）。五年（863），詹景全由日本赴唐， 替圆珍带信给长安兴善寺三藏智慧轮，翌年又返回。六年（864）秋八月， 太宰府因唐通事张支（友）信，渡海未还，暂留唐僧法惠以为通事，说明张友信又一次入唐去了（《国史纪事本末》）。七年（865）日“僧宗睿还， 唐人李延孝从来”（《扶桑略记》）。八年唐商张言等41人至太宰府（《三代实录》）。因为这一时期唐商赴日的太多，致使朝廷在贞观八年四月“谴责丰前、长门等国司曰：关司出入，理用过所，而今唐人入京，任意经过，是国司不慎督察，关司不责过所之所致也。自今以后，若有惊忽，必处严科。”⒄以后几年，稍见减少。但在贞观十六年（874 ）和十食物上（876）又先后有唐商崔岌等36人及杨清等31人抵日。民间商船， 贸迁有无，往来便捷，既从事贸易活动，又便利求法僧人的往来搭乘和传递信息。民间商船的频繁往返，改变了原先日中之间交通不便，贸易关系仅止于官方往来的状况，最终取代了日中之间几十年才有一次交流接触的遣唐使的历史。

　　 　　　　　　　　　　　　　　　　三

　　 根据日本学者的统计，比较有名的入唐学问僧、请益僧或还学生有90余人⒅。就日本僧人入唐求法留在中国的时间长短看，少则一二年，三五年，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有的长达38年（如义德）。一般说来，前几期的留学生、学问僧滞留时间都比较长，原因是此时唐室武功昭著，政制完备，文化高涨，社会安定，日本又亟须大量吸取中国文化，派遣的留学生（僧）既多，次数也频繁。及至奈良时代，一般留学的时间仍很长，其原因一为日本留学生（僧）需要进一步探求中国文化；二因新罗与日本关系不和，留学生（僧）必须等待平均相隔20年才有一次的遣唐使船舶回国。等到平安时代，留学生（僧）包括请益僧、还学僧留唐时间大为缩短，一般极少超过 5年，多数是留唐一二年便回去。这是因为，一方面唐经安史之乱，国势渐衰，经济、文化已不及前期的繁荣；另一方面通过前几期遣唐留学生（僧）的努力，日本文化已有长足的进步，此时派出的请益生（僧）、还学生（僧）只需作短期请教，以利更好地提高；再一方面，民间商船往来渐频，也便利了僧人的搭乘。
　　 关于圆仁留唐的时间，日本学者说法颇不一致，有8年、9年和10年三种不同意见⒆。圆仁作为后期请益生，其入唐目的是为比睿山延历寺未决天台教义30条，请求唐朝高僧决释，本意去天台巡礼求法，经过短期进修，很快返回日本。但入唐以后，请求去天台的呈状未获允准，如果仍随使团一起回国，此行虽不说徒劳往返，但收获毕竟不大。于是私自潜留，改往五台巡礼，然后自去上都求法请益。
　　 从圆仁日记第一行的记录看，他出发的时间是：“承和五年六月十三日午时”驾舶出航，此处记录的年月日很明确。可是当他们一行4人（包括从僧惟正、 惟晓和行者丁雄万）决定潜留不归，于开成五年三月二日到达登州填报行历时，却写成“日本承和五年四月十三日，随朝贡使乘船离本国界”，较之日记第一条整整提前了两个月。以后在八月二十四日到达长安，至使衙案头通状的牒文中也作同样的呈报。圆仁为什么把离开本国的时间提前两个月？是记忆错误、疏忽笔误，还是另有缘故，无法考辨。但查之史料，据《续日本后记》及《三代实录》载：“（承和）五年夏，常嗣乘第一舶往唐国，僧圆仁从焉。”这里没有明确出发的具体月份，只指出是在夏天⒇，盖四、五、六月均属夏，时间上不够明确，但能看出圆仁确是随遣唐大使的坐舶同船出发的。又据《文德实录》载：“（承和五年）六月，常嗣等航海，寻至唐扬州桑梓浦，赴长安，礼见唐主。”这里明确了藤原常嗣出航的时间是在六月。再从《日本纪略》的记载看，则是“承和五年秋七月五日庚申，遣唐使自太宰府发”。史料记载的不同并不说明其中有误，原因在于第十八次遣唐大使藤原常嗣早于太宰府发送日期之前，先率领第一、第四舶启程渡航，等到太宰府正式发送的日期，则由判官藤原丰并带领第二舶（第三舶已坏，本次遣唐限三舶）在十数日后才出发。证之史料，我们认为圆仁最初的日记是可靠的记录，而后面申报的“四月”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