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仁离国后，在大唐开成三年（即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到达扬州海陵县白湖镇，八月二十八日到扬州，因未入京，寄住开元寺，在扬州等候朝贡使。开成四年（839）二月，离扬州到楚州（江苏淮安）， 与使团会合，因不能去台州，故设计潜留，不随朝贡使返国。六月七日，圆仁一行到达登州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新罗院，在这里又过一冬。五年二月十九日从赤山新罗院出发，经登州（蓬莱）到青州，四月三日得青州公验，乃向五台行。四月二十八日得到天台宗圣地—山西五台山。从离开赤山新罗院算起，陆行2300余里，日记记载：“除去虚日，在路行正得四十四日。”五月一日起，巡礼五台，参谒名僧，请天台座主志远决释延历寺未决三十条，远和尚告知“见说天台山已决此疑，不合更决。”没有得到他直接答疑。圆仁等在五台历时两月，同年七月一日离五台向长安进发。八月二十三日到长安，得功德使牒状，准权寄住资圣寺。圆仁在长安，从元政受金刚界大法，就义真习胎藏并苏悉地法，又从法全受胎藏，后又复从南天竺宝月习悉昙，还搜集了不少佛典、佛画。他在长安呆了将近一年（十一个月又半月），到会昌元年八月初，求法进修活动基本结束。因此他修状进功德使请求归国。但事情的发展却不如本愿，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会昌二年三月巡院帖报到达资圣寺，对原帖状令发遣保外客僧出寺的处理意见是“奉军容处分，不用发遣，依前收管者。”圆仁一行只得在长安继续耽着。要不是武宗废佛，条流僧尼，勒令还俗，强制出境，他们在长安勾留的时间可能更长。
　　 会昌五年三月十六日，圆仁一行3人（弟子惟晓已客死长安）裹头改装， 逃出长安，渡淮水到江苏煦胎，本想从这里直接往楚州，觅船过海，但县家不肯，必须递向扬州，经江都递到江阳，才获准去楚州。本以为“日本国朝贡使皆从此间上船渡海归国，圆仁等递到此间归国，请从此间过海”，原是顺理成章，不成问题。可山阳县以“当州未是极海之处”为由，必须“递到登州地极之处”。于是又被发到千里之外的登州。会昌五年八月十六日，圆仁一行狼狈不堪地二进登州，仍寄住在赤山新罗院，本想将息一冬，待来年开春渡航归国，不意政治气候多变，官吏专横跋扈，造成不断受阻。为求归国，圆仁南北奔走，费尽周折，最后才算赶上新罗人的商船泛海回航。会昌七年九月十八日到达博多，在鸿胪馆前登岸。圆仁入唐求法巡礼，从承和五年（838）六月出航，到承和十四年（847）九月踏上祖国的土地，屈指算来，其间已相隔9年零3个月，圆仁创下后期入唐请益僧中滞留时间最长、经历最为艰难曲折的记录。

　　 　　　　　　　　　　　　　　　　　　四

　　 圆仁入唐求法，原计划向浙江台州国清寺高僧请教疑义，作为请益僧（访问学者）短期留学。开成三年八月初，刚达扬府，就急切地向州衙呈上牒文，申请向台州寻师决疑。圆仁未被列入进京使团成员，本拟迳直由扬州去台州，未获允许。十月初，使团一行35人入京朝见，圆仁等留住扬州着意打听大使入京消息。当天台禅林寺僧敬文抵达扬州时，圆仁与他笔谈通情，敬文更为他出主意，鼓励他采取“边斩边奏”的办法，先去天台，再候敕许，对此，圆仁不敢贸然从事。开成四年二月，使团回到楚州，圆仁等由扬州到楚州会合，去台州事方见分晓。原来大使到京之日，立即奏请请益僧往台州之事，而礼宾使意见“未对见之前，诸事不得奏闻”，因时间紧迫，再三劝催上奏，仍不许。最后，朝廷的答复是：“使者等归国之日近，自扬州至台州，路程遥远，僧到彼求归期，计不得逢使解缆之日，何以可得还归本国？仍不许向台州。”虽然“对见之日复奏”，“后复重奏”，终未允准。圆仁渴望去台州的计划全部落空。
　　 从上述简单经过看，圆仁作为请益僧不能去台州似是偶然。一方面是由于未得进京，在扬府傻等，终于错过时机，敕旨称因“不得逢使等解缆之日，何以可得还归本国？”似也成理。另方面也许是因为最后敕准留学僧圆载去台州，所以把圆仁短期访问的请求给“挤”掉了。但从分析看，前者是朝廷推诿托词，后者也只是单纯的猜测。我们试就圆仁何以不能去台州，找找它的真实原因。
　　 旧制规定，到唐国来朝聘问的外蕃使者，一切接待事宜由鸿胪寺负责。外国使者从一踏上唐土，食宿衣着一概免费供给，回国时的途中资粮，也皆由政府供给。《唐会要》记载：“证圣元年（695）九月五日敕：蕃国使入朝， 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河（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又据圣历三年（700 ）三月六日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ｍò＠⑹ｈé＠⑺，并为入蕃，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21)日本当在高丽以外的绝域，其来使当也“依式”供给。第十八次遣唐使团到扬州时“州官准敕给禄”，符合以上规定。使节回国，“路由大海者，给祈羊豚皆一。西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西北诸蕃则给度碛程粮”(22)。代宗朝为接待外宾，仅“内客省”每年的招待费即合粮一万三千斛。此外，接待各国宾客的还有鸿胪馆、四方馆、宣阳坊官宅及礼宾院等，几处合计数目肯定十分庞大。对于入唐的日本留学生（僧）待遇也一样，一俟朝廷批准，其主要生活费用就由政府负担。 天宝元年（742）入唐邀请鉴真东渡的日僧荣睿、普照，唐政府就给以每年“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服”(23)的供给。尤其是新罗、日本的留学生（僧）来得多，留住的时间又长，致使崇玄署不得不作规定：“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24)凡超过此限期不归者干脆编入中国僧籍，纳入中国僧人管理范围，鸿胪寺不再负担其费用。
　　 晚唐时期，由于政治混乱，经济衰退，国力凋蔽，财政上自有困难，对于接待外宾的巨大开支，自当有所调整和节制。我们从几个具体事例分析推断，肯定有此一举。延历二十三年（804）随第十七次遣唐使入朝的留学生桔逸势， 起初计划以20年为期，“然以唐主供给甚薄，不能留而还”（《性灵集》）(25)，遂于大同元年（806）随遣唐判官高阶远成舶返回。开成二年三月， “渤海国随贺正王子大俊明，并入朝学生共十六人。敕：渤海所请生徒习学，宜令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余十人勒回”(26)。同书还载，同年“新罗差入朝宿卫王子，并准旧例，割留习业学生，并及先住学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请时服粮料。”对此，朝廷最后批覆：“敕：新罗学生内，许留七人，准去年八月敕处分。余并勒还蕃。”看来此时唐国政府已无力接受这么多的外国留学生，所以已非前朝旧例“所请并允”，而是只好下敕拒回了。既然对留学生有此前例，对学问僧当然也会照此办理。第十八次入唐的学问僧除圆载、圆仁之外，还有三论留学僧常晓、法相请益僧戒明以及真言请益僧圆行等。尽管唐主对见之日，大使再三上奏，但结果是“敕全不许”，除特许圆载去台州随师学问“五年之内，宜终结食粮”外，其它“留学生道俗＠⑻（总）不许留此间”。实际上也是对日本大使请求的拒回。当敕准留学僧圆载与藤原常嗣分别之时，大使一定考虑到圆载生活费用的拮据，故而又赠给他“束ｓｈī＠⑼卅五匹，贴绵十叠，长绵六十五屯，砂金二十五大两，充学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