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计以上，武则天时期，一共翻译佛经71部258卷。这些佛经的翻译，主要是由上述六位译主（主持译事）统摄始终。当时，更有许多高僧大德参预其间，共襄盛举，如法藏就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位翻译家。武周天授年间（690－692），法藏与弥陀山一起翻译《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宋高僧传》卷二《周洛京寂友传》）证圣元年（695）至圣历二年（699），实叉难陀主持翻译《华严经》，法藏不仅参与译事，还补齐了其中《入法界品》的阙文。久视元年（700），法藏又与实叉难陀和弥陀山在洛阳三阳宫共同翻译《大乘入楞伽经》。（《大正藏》卷五○，[新罗]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法藏不仅参与了实叉难陀等译主的译经活动，他还以证义（考证文义）的身份，参与了义净主持的大规模译经活动。（《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那时，像法藏这样积极参与译经活动的翻经大德很多，在此也就难以一一道及了。

　　在武则天时期的众多佛经翻译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义净（635-713）。义净不仅与法显（342-423）、玄奘（600-664）并称是中国佛教史最有成就的三位西行求法高僧，而且又与鸠摩罗什（343-413）、真谛（499-569）、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义净毕生共译经56部230卷（《开元释教录》卷九），其中，久视元年（700）到长安三年（703），他翻经20部115卷（《开元释教录》卷九），是武则天时期译经数量最多的翻译家。义净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他的译经成就不只是体现在译经的数量上。在翻译方法上，义净也独具特色。他在译法上比较灵活，他组织的译场在分工上比玄奘还要细。在义净翻译的佛经包括他自己撰写的著作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译文或正文下常常可以看到加写的注，注文订正译音、译义、考核名物制度，有时说明是典语（梵语）还是俗语，注文中保留下了一些有关佛教历史的非常重要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史料。（王邦维：《义净与<南海寄归内法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代校注前言，第37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宋人赞宁称颂道："自汉至今皇宋，翻译之人多矣。晋魏之际，唯西竺人来，止称尼拘耳。此方参译之士，因西僧指杨柳，始体言意。其后东僧往彼，识尼拘是东夏之柳。两土方言，一时洞了焉。唯西唯东，二类之人未为尽善。东僧往西，学尽梵书，解尽佛意，始可称善传译者。宋齐已还，不无去彼回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政者，奘师、净师为得其实。此二师者，两全通达，其犹见玺文知是天子之书，可信也。《周礼》象胥氏通夷狄之言，净之才智，可谓释门之象胥也欤！"（《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

　　义净早年不畏艰险，西行求法，晚年不惮够劳，传译佛经，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继玄奘之后绝无仅有的最伟大的翻译家，他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

　　自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佛经的翻译在中国就渐次展开了。汉魏迄于隋唐，佛经翻译，从未间断。隋唐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十分重视佛经翻译，政府特设译经馆或翻经院专事译经，译经所费，也常由国家供给。隋唐译事甚盛，成就辉煌。隋代共译经59部262卷，唐代共译经372部2159卷。（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而武则天时期一共译经71部258卷，相当于隋代译经的总数，在唐代译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是唐代佛经翻译的一个高峰期。唐代佛经翻译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时代，以玄奘、波颇、那提为代表。以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为代表，武则天时期是唐代佛经翻译的又一个高峰期。与唐代初期的佛经翻译相比较，武则天时期的佛经翻译有以下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

　　1.译经中心由长安转移到了洛阳。

　　唐代初年，中天竺人波颇先在长安大兴善寺译经，后来在长安胜光寺译经。尔后，玄奘先在长安弘福寺译经，后来在大慈恩寺译经。与玄奘同时代的中印度人阿地瞿多在长安慧日寺译经，中印度人那提在长安大慈恩寺译经，陕州（治今河南陕县）人释智通在长安总持寺译经。由此可见，初唐佛经传译中心在长安。由上文可知，武则天时期的译场有洛阳魏国东寺（大周东寺）、佛授记寺、大遍空寺、福先寺、天宫寺、三阳宫以及长安清禅寺、西明寺和西太原寺（崇福寺）。显而易见，武则天时期的佛经传译中心在洛阳。

　　唐代以长安为首都，以洛阳为东都。唐代初期，太宗虽曾三幸东都，高宗多至七幸东都，但未改变长安是政治中心的地位。当时，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亦且是文化中心，佛教因此在这里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创建寺院，敕度僧尼，开辟译场，翻译佛典，长安成为佛经传译的中心。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唐高宗驾崩，十二月七日，高宗第七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嗣圣元年（684）二月六日，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高宗第八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从此，"政事决于太后"（《资治通鉴》卷二○三后光宅元年），武则天成了实际上的皇帝，唐睿宗只不过是个傀儡。光宅元年（684）九月，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从唐高宗驾崩到武则天退位，除了长安元年（701）十月到长安三年（703）十月住在长安，其余二十多年时间，武则天一直住在洛阳，洛阳取代了长安的地位，成为武则天时期的政治中心。"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卷五《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随着政治中心的更替，武则天时期，佛经传译中心也转移到了洛阳。

　　2.译场规模庞大，分工更加细密。

　　汉魏时期，佛经翻译一般由梵僧或胡僧口诵经文，汉僧听言揣意"笔受"（笔头记录），是一种松散的自发行为。到了十六国时期，由于诸胡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提倡和支持，翻译佛经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出现了专门翻译佛经的场所--译场，北凉昙无谶的译场凉州闲豫宫寺和后秦鸠摩罗什的译场关中逍遥园就十分著名。迨至隋唐，译场设官分职，译场组织臻乎完备。唐三藏法师玄奘的译场规模就很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云："[贞观十九年]三月己巳，法师自洛阳还至长安，即居弘福寺。将事翻译，乃条疏所须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数，以申留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玄龄遣所司具状发使定州启奏。令旨依所须供给，务使周备。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琛、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音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栖玄、弘福寺沙门明璿、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栖岩寺沙门道卓、幽（豳）州昭仁寺沙门慧立、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又有字学大德一人至，即京大总持寺沙门玄应。又有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兴善寺沙门玄謩。自馀笔受、书手，所司供料等并至。"玄奘译场有证义、缀文、笔受、字学、证梵语、证梵文、书手等，分工很细，人员很多，规模庞大。唐代初年，中天竺人波颇在大兴善寺译经，译场规模也很大，朝廷搜求硕德备经三教者一十九人，沙门慧乘等证义，沙门玄谟等译语，沙门慧赜、慧净、慧明、法琳等缀文。（《续高僧传》卷三京师胜光寺中天竺沙门波颇传》）然而，同时代的那提译场仅有慧泽译语，道宣缀文（《开元释教录》卷九），阿地瞿多译场只有玄楷等笔受。（《大正藏》卷五五《译经图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