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初情况不同的是，武则天时期各译场的人员配备一般都比较齐备，分工更加细密。武周时期，提云般若在洛阳大周东寺译经，沙门处一笔受，沙门复礼缀文，沙门德感、慧俨、法明、恒景等证义。（《宋高僧传》卷二《周洛京魏国东寺天智传》）地婆诃罗在两京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广福寺译经，沙门战陀般若提婆译语，沙门慧智证梵语，沙门道成、薄尘、嘉尚、圆测、灵辩、明恂、怀度证义，沙门思玄、复礼缀文笔受。（《宋高僧传》卷二《周西京广福寺日照传》）实叉难陀在东都大内大遍空寺译经，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沙门义净同宣梵本，他在京师清禅寺及东都佛授记寺译经，沙门波仑、玄轨等笔受，沙门复礼等缀文，沙门法宝、恒景等证义，太子中舍人贾膺福监护。（《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义净在洛阳福先寺及长安西明寺译经，北印度沙门阿你真那证梵文义，沙门波仑、复礼、慧表、智积等笔受证文，沙门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证义，成均太学助教许观监护。（《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

　　3.武则天亲御法筵，译场规格不凡。

　　汉唐时期，提倡佛教的封建帝王大都十分重视译经，他们往往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是，他们未必都亲自直接参与译经。唐以前，曾经亲自参加译经活动的帝王只有后秦姚兴和南朝梁武帝。后秦时，龟兹（今新疆库车）沙门鸠摩罗什"道流西域，名被东川"，秦主姚兴请迎罗什入关来到长安，"[姚]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觅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姚]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睿、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姚]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梁天监年间（502－519），僧法在华光殿"亲对武帝，诵出异经"，扶南国（今柬埔寨）沙门僧伽婆罗在寿光殿译经，"梁武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续高僧传》卷一《梁扬都正观寺扶南国沙门僧伽婆罗传》）

　　姚兴、梁武帝之后，亲自参与翻译佛经的封建皇帝首数武则天。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等人都大力支持翻译佛经，如玄奘译经，唐太宗规定："所须人物吏力，并与[房]玄龄商量，务令优给。"（《续高僧传》卷四《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但是，他们都未曾亲自参与译经。武则天却数次亲临法筵，参加译经活动。史载，垂拱年间（685－688），地婆诃罗译经，"天后亲敷睿藻，制序冠首焉"。（《宋高僧传》卷二《周西京广福寺日照传》）证圣元年（695），实叉难陀在东都洛大遍空寺翻译《华严经》，"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久视元年（700），实叉难陀在三阳宫译《大乘入楞伽经》，武则天复制序。（《全唐文》卷九七，武皇后《新译〈大乘入楞伽经〉序》）她还为义净所译新经作《圣教序》，令标经首。（《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由于武则天躬临译场，亲临法筵，因此，武周时期的译场不仅规模大，而且规格高，不同寻常。

　　正是由于武则天高度重视佛经翻译，特别是她亲自参与译经活动，使得武周时期不仅继承了唐初的译经事业，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所发展，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绩。

　　三

　　武则天高度重视译经，大力提倡佛教，主观上是为政治服务，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历史上，佛经汉译为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概念，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的语言词汇。梵夹翻华，为中国文化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观念，给中国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命题。武则天时期的佛经翻译，不仅仅是佛经语言上的简单转换，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中外文化交流。武则天时期，义净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近代在克什米尔发现了一部分梵文原本，这使汉译本与梵文本的对比研究成为可能；他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后来被转译成藏文，汉本、藏本，加上现在尚存的梵本，都是进行对比研究的好材料。（王邦维：《义净与<南海寄归内法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代校注前言，第35页）这些弥足珍贵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武则天时期佛经翻译产生的文化硕果，也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成果。

　　武则天时期佛经翻译的突出成果是《华严经》。《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之一，最早的译本是东晋佛驮跋陀罗（359-429）的《六十华严》（60卷本），世称旧经。武则天明扬佛教，崇重大乘，她"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远闻于阗有斯梵本，发使求访，并请译人"。（《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证圣元年（695），于阗人实叉难陀携梵本《华严》来到洛阳，并请翻译。武则天非常重视《华严经》的翻译，她"亲受笔削，施供食馔"。（《法界宗五祖略记·三祖贤首师》，转引自方立天《隋唐佛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6年版，第395页）自证圣元年至圣历二年（695-699），实叉难陀、法藏、复礼等高僧大德相继在洛阳大遍空寺和佛授记寺翻译，五年译毕，一共80卷，世称《八十华严》，谓之《华严》新经。《华严》新经译出后，武则天又作《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全唐文》卷九七），推广其义。中国佛教宗派都以某一种或几种印度佛教经典作为该宗的理论依据，不同宗派的创立往往与佛经的翻译密不可分。法藏（643-712）以《华严经》为基本经典创立华严宗，与武则天时期翻译《华严经》有着密切的关系。武则天时期，《华严经》的译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形成。武则天不遗余力地支持翻译《华严经》，是想利用《华严经》的广泛影响来维护其皇权政治。然而，《华严经》传译的文化意义远远超乎其政治目的。以《华严经》为理论依据的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四大派之一（中国佛教四大派是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迄今依然活跃在东亚地区。

　　总而言之，武则天时期是唐代佛经翻译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武则天之后，唐玄宗至唐代宗时，以不空、金刚智、善无畏为代表，掀起了唐代翻译佛经的第三个高潮。代宗以后，此道寂然。宋代译经的质量不能和前代相比，译文艰涩难懂，还时有文段错落的情况。（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6页）因此，武则天时期不仅是唐代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期，而且在中国佛经汉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武则天时期的佛经翻译，有力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华严经》的传译，直接促成了华严宗的形成，为中国佛教史及中国文化史增添了新的重要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