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棐《广东通志》卷六七《寺观》记肇庆府与新兴毗邻也更加偏阻的泷水县（即唐代泷州）在唐代有“龙龛寺”。而唐代龙龛寺和著名龙龛道场的出现即与南朝至隋唐岭南泷州（今广东罗定）的著名豪族陈氏有关。北京图书馆藏刻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的《广东通志初稿》是明清《广东通志》最早的版本，叶恭绰称之为“海内孤本”。其书卷十三记曰：
　　 陈佛智，其先鄢陵人，父法念为梁新、石二州刺史，遂居泷水，世袭宋平郡公。佛智为罗州刺史，陈光大初授南靖太守，以孝义训蛮俗。太建中除西衡州刺史，封安靖郡公，子龙树仕唐历泷南扶、建、万、普、南、施六州刺史。所至镇俗缉奸，盗贼屏息，封鄱阳开国男，孙（集）原累官至冠军大将军，玄孙仁谦银青光禄大夫、都知兵马使。
　　 仅从“法念”、“佛智”、“龙树”以及下面要提及的“普光”的名字就可知陈氏世代奉佛。又据陈集原镌刻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的著名摩崖石刻《龙龛道场铭并序》记曰：
　　 ……去武德四年，有摩诃大檀越永宁县令陈普光，因此经行，遂回心口，愿立道场，即有僧惠积宿缘善业，响应相从。惠积情慕纯陀，巧自天性……故得法流荒俗，释教被于无垠；……近有交趾郡僧宝聪，……闻有此龛，振杖顶礼，……又檀越主善劳县令陈叔珪、陈叔玮、陈叔痛先君之肇建，悲像教之陵迟，敦劝门宗，更于道场之南，造释迦尊像一座。（注：《全唐文》卷二○三；阮元：《广东通志•金石略》；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四。）
　　 泷州地处崇山峻岭中，泷州陈氏家族如同隋唐岭南的钦州宁氏、澄州韦氏、高凉冯氏等所谓“首领”一样原出于中原，但迁居岭南溪洞地区后因其“蛮化”倾向而被正史称为“獠”（注：参见王承文：《从碑刻资料论唐代粤西韦氏家族渊源》，载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石刻反映了唐初泷州龙龛道场的兴建和泷州佛教的发展，同时也证明溪洞深远的泷州还活跃着来自交州的僧人。史籍中尚有大量唐初岭南溪洞“酋帅”、“豪渠”、“首领”、豪族信奉佛教、兴建佛寺甚至直接参与中印海上佛教文化交流的史实。对此将另文讨论。总之，虽然这批特殊的溪洞豪族具体的佛教信仰已无法确知，然而，与中原内地佛教发展长期受封建王权的严格控制相比较，佛教在岭南溪洞地区的发展确实有其相当独特的背景。
　　 唐初新州一批佛教寺院的兴起，实际上也反映了新州等岭南溪洞地区居民结构和宗教信仰的重要变化。岭南佛教基本上属于汉传佛教系统，其基本信徒仍是汉族民众。六朝隋唐岭南佛寺和佛教传播的地域分布与北方内地移民在岭南聚居地的吻合决不是偶然的。新州所在的西江流域不但是印度佛教从海上到达广州后进入中原内地的途径（注：参见罗香林：《唐代桂林摩崖佛像考》，载《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同时也是北方内地移民进入岭南的重要通道，因而也是岭南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唐代高州刺史房千里《投荒杂录》记载自广州至岭南南路的古高凉地区的七州，由于行人“惮海波”，“故多新州陆去”（注：《天平寰宇记》卷一五九。）。唐和唐以前，新州为广州与岭南“南道”交通的枢纽。《太平寰宇记》称之为“西南道尤好之郡”。因此，在唐代岭南新州实为人口较密集、经济较发展、商旅辐凑的地区。来自北方内地的大量移民也带来了汉族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信仰，并成为晋唐岭南佛教存在发展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在一些中原内地移民的聚居区，地方统治者往往通过修塔建寺满足其心理要求。因而佛教又被作为一种教化的方式通过地方行政力量推向社会各阶层。而杜继文先生即强调，在南北朝到唐初南来的北方流民群中的游僧，就是禅宗先驱者的社会基础。（注：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前引慧恺《摄大乘论序》即称南朝末欧阳家族是“康流民于百越，建正法于五岭”。“流民”即主要指北方内地移民。罗浮山所在的循州隋唐时尚称“山洞”，即“溪洞”。但东晋南朝以来一直是北方移民的聚居区（注：参见王承文：《从唐代罗浮山地区论岭南经济和社会》，《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3辑。）。唐高宗麟德元年(664)终南山释道宣所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记“循州在一川中，东西二百，南北百里，寺极丰渥”（注：《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沙门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一也有相同的记载（注：《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3。）。隋代，禅宗三祖僧璨曾率一禅僧团在罗浮山有过长达3年的重要传教活动（注：参见王承文：《唐代罗浮山地区文化发展论略》，《中山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续高僧传》卷一七记又有高僧释慧越，岭南人，住罗浮山中，“聚众业禅，有闻南越，性多泛爱，慈救苍生，栖顿幽阻，虎豹无扰”，“化行五岭，声流三楚”。隋开皇末年，隋炀帝遣舍人王延寿往召追入晋府慧日道场，“并随王至京，在所通化”。* 实在溪洞深远的循州，无论是三祖僧璨的传教还是慧越的“聚众业禅”，都应有北方移民的社会背景。而岭南溪洞地区多民族的聚居，必然是多种文化的交错、撞击和融汇。唐代前期，随着封建中央王朝政治统治在岭南溪洞地区的大举拓展，岭南溪洞地区古老的社会结构、民族构成、政治环境、宗教文化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因而也成为唐朝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之一。（注：参见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而唐初以来岭南地区这种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嬗变，可能也正是一种新思想、新学说孕育、诞生的理想环境。
　　 　　三、简短的结论
　　 中国中古佛教思想史上的那场“革命”并非完成于中原内地即“华夏文化圈”之内的某一高僧大德，而是完成于“不居华夏之地”而处于“蛮貊之乡”、似乎并没有高深佛学理论修养的惠能，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惠能作为南宗的开创者，其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活动在岭南。通过以上的讨论，我认为惠能从五祖弘忍那里得到的可能只是一种传法权。但是惠能所得之“法”又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天机自悟。惠能成为禅宗大师乃与其特定的家庭背景、尤其是与其早年成长期当时当地独特的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环境密不可分。明代著名禅师憨山德清指出，六祖惠能南宗禅“其根发于新州，畅于法性，浚于曹溪，散于海内。是知文化由中国渐被岭表，而禅道实由岭表达于中国”（注：〔明〕释德清：《题门人超逸书〈华严经〉后》，《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八。）。憨山德清揭示了唐代岭南佛教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同时也突出了唐代新州在岭南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佛教史上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