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吐鲁番出土回鹘文《Insadi经》

该文献当为多种佛经的合本或汇编，现存柏林，1906发现于吐鲁番木头沟，编号为T III M 228(Ch／U 7570)，现存残叶35叶，计1121行，每叶均以汉字标明叶码，文中穿插不少汉字，书名见于757行，作insadi sudur。从文中穿插的汉字看，似当译自汉文，但迄今未能找到与之相应的汉文原本。各品之后常附有赞美弥勒，乞求与弥勒佛相会，并能在兜率天宫往生之类的语句。兹录其中的一段为例：

愿我们的心变得宁静，愿我们的肉体没有危险，如果我们的生命力与朝气都将耗尽，则我们将面临死亡，啊！我们的父母弥勒，请您赏恩显灵于上吧！如果我们的生命有此得到延续，我们的君主啊！我们的侯爵与王子啊！请接受我们这些奴仆，保护我们（？），让我们升入兜率天宫。[17]

从内容看属小乘之作，约抄写于元代或稍后。

八、哈密、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大型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

《弥勒会见记》，不见于汉文大藏经，是目前所存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佛较文献之一。它由一幕序文和二十五幕正文组成。序文的内容主要为一般的佛教教义和以施主曲·塔什·依干(Qü Tas Ygan)名义书写的回向文；正文以戏剧的形式描绘了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是佛教说一切有部毗婆娑派的重要经典。

本世纪初，吐鲁番木头沟和胜金口发现了不少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叶，现均藏德国。据葛玛丽(A. von Gabain)之研究，共有6种写本，其中两种为“胜金本”，两种为“木头沟本”，另外两种出土地则尚未查明。1957年，葛玛丽将收藏于梅因茨科学院的该著残卷(113叶)影印刊布，出版《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 )》第1卷；1959年，她又在柏林科学院发现了一批残卷(114叶)，1961年影印发表《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第2卷。1980年，德国所藏的《弥勒会见记》写本又由特肯作了系统整理后附以转写与德译出版。[18]

1959年4月，哈密又发现了另外一种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本，计有586叶(其中完好无缺或大体完好者约114叶)，每叶大小为47.5×21.7厘米，每叶上下左右均留有相等的空白。有些幕前面用朱笔标明演出地点，每叶左侧都以黑色小字回鹘文注明叶数。

　　 在写本的第一、二、十、十二、十六、廿、廿三、廿五诸幕末尾都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跋文。据跋文知，先由焉耆著名佛教大师圣月据印度文本改为古代焉耆语，[19]又由智护大师据之转译为回鹘语。?

关于此回鹘文译本成书的年代，学界莫衷一是。葛玛丽认为德国写本(胜金口出土)抄于9世纪，译成年代应在此前；哈密顿(J.Hamilton)则根据德藏写本与敦煌所出早期回鹘写本的相似性，认为其应属10世纪。冯家昇认为：“译经的年代不应早于840年回鹘人西迁之前，也不能晚到11世纪以后。”土耳其学者特肯(S.Tekin)曾根据葛玛丽所刊的一件文献中的施主名为Klanpatri(来自梵文Kalyānabhadra，意为“善贤”)，与吐鲁番出土木杵铭文中的施主相同，认为此木杵之时代应为767年，故认为此书当成书于8世纪；此说得到了斯拉菲尔·玉素甫等人的支持。耿世民指出其成书时间应在8～9世纪之间。然笔者认为，特肯所说的那则回鹘文铭文实为947年之遗物，那么此《弥勒会见记》写本亦应属10世纪。[20]

该文献对回鹘之弥勒崇拜有着集中的反映，这在文献序章施主发愿文中就有表露：

羊年闰三月二十二日，我对三宝虔诚的优婆塞曲·塔什依甘都统和我的夫人托孜娜一起为了能与未来佛弥勒相会，特造弥勒尊像一躯，并使人书写《弥勒会见记》一部。[21]

诸如此类的敬奉弥勒之文在回鹘文佛教文献中是极为常见的，此不一一赘举。从中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1．9-15世纪间，弥勒信仰在回鹘中非常流行。佛教何时传入回鹘，史书无征，但可知在唐武德至贞观年间(618～646)，回鹘中已有被命名为“菩萨”的酋长。[22]差不多与此同时，居于甘、凉之间的回鹘别部——契苾部也出现了一位名为“沙门”的首领，并被任命为贺兰州都督。[23]说明早在7世纪上半叶，佛教已传入回鹘之中。但由于762-763年间漠北回纥汗国第三代君主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引入回鹘社会，并将之定为国教，这一举措极大地妨碍了佛教在回鹘人中的正常发展。直到9世纪中期，随着汗国的灭亡和部众向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的西迁，回鹘佛教才在当地繁荣昌盛的汉传佛教的影响下得以兴旺发展起来。

既然回鹘佛教的兴盛始于9世纪，而回鹘佛教又是在汉传佛教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那么，当时弥勒崇拜在中原地区已渐趋衰微，回鹘佛教何以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继其余绪呢？这一现象的形成的原因，我认为从西域佛教的特殊性中去寻找。弥勒信仰，在西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弥勒三部”中有二部就是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罗什曾驻足吐鲁番，自应对那里的佛教产生影响。北朝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弥勒信仰一直十分流行，这从吐鲁番一带发现的大量汉文写本及北凉承平五年（445）所立《凉王大且渠安周功德碑》中都可得到具体的印证。640年唐灭高昌，统一西域，西域佛教进一步便被纳入汉传佛教的一体化进程，但当时中原地区净土信仰形式的变化对吐鲁番等地的影响似乎并不是很大。唐朝初年，弥勒信仰在中原地区尽管还十分流行，但已不敌弥陀信仰之盛。只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扶持，才又盛行了一段时期。而吐鲁番地区呢？弥勒信仰一直十分盛行，与观音信仰、十方诸佛信仰并存，弥陀信仰反而不显。[24]说明吐鲁番地区之净土信仰演变进程本身就与中原地区不太一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乘机攻陷陇右、河西，切断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西域佛教进一步走向独立发展的轨道，为以后回鹘弥勒信仰的最终形成铺平了道路。

2．超脱轮回之苦，达到涅槃彼岸，往生弥勒净土，与弥勒佛相会，是佛教徒虔诚信佛的终极目的。弥勒净土略分为两种，其一是弥勒未来成佛时所成就的人间净土，其二是弥勒菩萨现在居于天宫说法的兜率净土。《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云：佛灭度后，诸佛弟子若精修诸功德，威仪不缺，扫塔涂地，供养僧众，读诵佛经，念佛形像，称弥勒名，修诸净业，命终之后，即往生兜率天，受诸极乐。甚至闻弥勒菩萨之名，也可往生兜率天。即使不生兜率天宫，也可于未来世中生于龙华树下，值遇弥勒。除了对弥勒的礼敬外，弥勒信仰的基本内容主要就是乞求生兜率净土或未来人间净土，因此又可分为上生信仰和下生信仰，[25]而以上生兜率天宫为主。这些思想在回鹘文文献中都有反映，说明他们对回鹘佛教徒曾产生过极为强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