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弘明集》不仅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有其它方面的学术价值。因为它除了保存了大量的佛教思想方面的史料之外，还保存了一些在其它典籍中久已佚失，却唯赖此集得传的文献资料，所以也就弥足珍贵。其显例便是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序》。纪昀曾指出：“阮孝绪《七录》序文及其门目部分，儒家久已失传，《隋志》仅存其说，而此书第三卷内乃载其大纲，尚可推寻崖略”，“不可谓无裨考证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五子部释家类《广弘明集提要》）确实，《七录序》这一我国早期研究目录分类理论的重要文献，正赖《广弘明集》以存。再如，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一些诗文，本集及其它总集失载或无专集行世的，也颇藉《广弘明集》得存。像梁简文帝萧纲的《被幽述志诗并序》、《往虎窟山寺诗》并诸人所和作、《赋咏五阴识枝诗》，陈释智恺的《临终诗》，隋炀帝杨广的《谒方山灵岩寺诗》，薛道衡《展敬上凤林寺诗》以及卢思道的《从驾经大慈照寺诗并序》等，都是如此。所以，明代以来，冯惟讷编《古诗纪》，梅鼎祚编《古文纪》，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均曾加以利用。
　　 《广弘明集》并收历代帝王兴废佛教的诏敕和佛道两教的论辩之文，这虽不是道宣的创举，而且其宗旨又在于扬佛抑道，回护佛教处不少，但他毕竟同时也收录了毁教灭法的诏敕，收了其对立面攻驳非难佛教的一些文章。如卷八收魏太武帝《击像焚经坑僧诏》，卷十一收唐傅奕《上废省佛僧表》。卷六卷七是道宣自作的《列代王臣滞惑解》，其中既叙兴隆佛教之人事，然亦叙毁灭佛教的王臣如北魏太武帝、北周高祖、阳衒之、范缜、傅奕等人的言行事迹。由此不仅可见出佛教本身至唐初已颇有发展，佛教中人对本教充满了所谓“天上天下，唯佛独尊”（《广弘明集•归正篇序》）的自信气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编撰者的学术胸襟尚比较宽阔，从而客观上使读者得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彼此的是非正误，同时也为后世学者的著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广弘明集》中所收的一些文章和讨论的问题，至今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因果报应是佛教的根本教义之一，也是佛教自传入中国屡为儒、道所诘难，以至不断引起论争的问题之一。在早期的中国佛教论著《牟子理惑论》中，已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辩。慧远作《三报论》、《明报应论》，且又与周续之、戴安公书信往返，讨论报应问题。南朝宋何承天与刘少府亦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论辩，北齐颜之推更撰有《归心篇》（原见《颜氏家训》），文章写得“词采卓然，迥张物表”（道宣《广弘明集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曾产生十分广泛的影响。颜氏认为，儒释两教，本为一体，而释教的理论更深刻、更广博。佛教有不杀、不盗等五种禁戒，儒家则有仁义礼智信，二者相应，只是深浅不同。颜氏又列举责难佛教迂诞、欺诳、靡费、僧徒杂滥等五种观点，一一加以辩驳。比如他以为，自然界的许多现象既然没有人能解释得清楚，那么社会生活中的善恶祸福不能完全对应，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忠孝既然不能两全，那么出家求道，便不能为臣尽忠；士人虽习《诗》《礼》，却仍有高下之分，僧徒中有名实不符者，自然也就难免。颜氏在文章中所据以对世人之讦难进行反驳的论据，仍是世人对各种社会生活现象所持的一般看法；他所对儒释进行的比附，也不过是一种低层次的儒释杂糅。论述因果报应而理论层次较高的，是唐李师政《内德论•空有》一篇。李氏认为，人间万象，纷纭复杂，人们如果陷入其中，执着于一时一地的祸福果报，便终究难辨是非。然如能按照大乘佛教空宗的理论，真正摆脱世间万物的具相，摆脱执著实有之见，便能释然于因缘果报，参透佛理，无疑无悔了。其实，在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中，虽没有明确的因果报应论，亦早有殃庆之说。《周易•坤卦•文言》即云：“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殃庆说与因果报应论都有劝人为善的一面，然殃庆说是一种由此及彼的类推，是一种知微见著的预测，而因果报应论更是一种以今视昔的解说，是为来生作计的劝诱。抛开因果报应论中的虚妄成分，那么此论便正如南朝宋何承天所说：“但是假设权教，劝人为善耳”（《报应问》，见《广弘明集》卷十八），对于世道人心，至今似仍不无益处。
　　 上文已论及，在中国佛教史上，佛教与儒、道两家，既有斗争，又有融合。即以南北朝至初唐看，曾发生过三次较大的佛道斗争。一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一在北周武帝天和、建德年间，还有一次发生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广弘明集》中所选的佛道之间的论辩之文，多是后两次斗争的产物，而其中尤以北周释道安的《二教论》和唐释法琳的《破邪论》（即《对傅奕废佛僧事》）最为代表。道宣在《广弘明集序》中曾谓：“姚安著论，抑道在于儒流；陈琳缀篇，扬释越于朝典”，便是指的这两篇文章，本书都作了节选。道安认为，儒释道虽云三教，实际只是儒释二家。佛教是内教，是治心之术；儒家是外教，是救形之方，二者都不可或缺，而以佛教为上。至于道教，则不过是附庸儒家的旁枝末叶，不足以称。法琳则针对傅奕令僧徒悉皆还俗的观点，旁征博引大量关于儒佛关系的史料，比较三教异同，盛称佛教博大精深，“万德俱融”，“教人行善”，“益国利民”，远非儒道可比。西方佛国，庄严圣洁，为世外极乐世界。自佛教传入中土，帝王臣僚，尊崇膜拜，高僧硕学，举不胜举。道安之文，重在“抑道”，法琳之论，意在“扬释”。然而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却不难看出，他们对儒家思想实未进行激烈抨击，而且亦认为：“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涂迹诚异，理会则同。”（《二教论》）可见其在极力维护佛教的思想政治地位的同时，仍主张三教连衡，而非势不两立。不仅道安和法琳的文章是如此，本书所选的沈约的《均圣论》、《究竟慈悲论》、李师政《内德论》、彦悰《沙门不应拜俗总论》等文章，或杂揉儒释，认为“内圣外圣，义均理一”（《均圣论》）；或比较僧俗，主张三教合一，儒释共处。这种既斗争又融合，既对立又连衡的主张和事实告诉我们，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虽曾与儒、道思想发生过冲突，有时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还出现过流血事件，但在思想政治和现实生活中，始终未形成一种与儒道势不两立的局面。综观三教发展的大势，基本上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而儒释道三教圆融的格局，在历史上并未发生过宗教战争。正如周师勋初所指出的，这种文化现象启示人们，应当“提倡各宗教之间的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作为社会的人，……应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在此基础上，各人自可根据精神生活的需要，信仰某一宗教，或者兼崇几种宗教，或者不信任何宗教。……这种诸教圆融的社会生活，可以避免许多人间悲剧。”（《三教论衡与文士心态》）这一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