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时间：2008-07-15 16:44来源：河北学刊，2003年第5期作者：韩毅 点击：
【内容提要】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其中尤以 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最为著名。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宋代僧人的史学思 想，不仅丰富了佛教史自身，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 来了新的成分，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重意义，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英文摘要】It is a golden ti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historiography in Song dynasty,the compiling of various history works of Buddhism is very arrestive,among which Zhipan’s works——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is very famous.From 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Buddhism historiography of Song dynasty not only enrich the Buddhism itself and extend it’s social effects,but also bring new elements to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ven Chinese culture.The emergence of Buddhism historiography has dual meanings of history and religion.
【参考文献】
[1]严耀中.试论佛教史学[J].史学理论研究，1996(4).
[2]李学勤，吕文郁.四库大辞典[Z].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5]苏洵.嘉祐集[M].四部丛刊本.
[6]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M].四部丛刊本.
[8]林駧.古今源流至论[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0]陈荣照.欧阳修史观论析[J].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学报，1996(4).
[11]张晓华.佛教景教初传中国历史及其比较研究概况[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1).
[12]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14]漆侠.探知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
[15]方豪.宋代佛教对史学的贡献[J].幼狮杂志，1970(2).
[16]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J].历史研究，1990(3).
[17]王德毅.宋代史学的特质及其影响[J].台大历史学报，1999(23).
[1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9]洪修平.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J].南昌大学学报，2001(3).
[20]释志磐.佛祖统纪[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
[21]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2]刘知幾.史通[M].四部丛刊本.
[23]李清凌.史学理论与方法[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
[2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刘勰.文心雕龙[M].四部丛刊本.
[28]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C].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29]蒋毅斌.宋儒与佛教[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其中尤以 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一书最为著名。《佛祖统纪》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大 最完整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佛教通史巨著。它以宏大而有机统一起来的著作体例、广博 深厚的内容、进步的史学思想，把宋代僧人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该书采择史料面广，资料翔实，编选精当，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思想价值 。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宋代的佛教史学，不仅丰富了佛教自身，扩大了它的社会 影响，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 重意义，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唐宋时期的史学变革对佛教史学的影响
佛教进入中国后便有了佛教史学。“鉴于史学至少有着反映一种宗教形态来龙去脉的 功能，所以佛教史学也是全面认识中国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1]早在东汉年 间，中国就已出现了佛教史学。《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等早期佛教典籍的出 现，标志着中国佛教史学的形成。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和僧 史著作的出现，佛教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时，佛教史学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 。佛教原本并不重视历史，印度的神话和历史往往混淆在一起，有时不易区别是历史人 物或是神话人物。但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原本并不重视史学的佛教，在进入中国 后则出现了大量的史学著作。这一文化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从史学的角度来看 ，佛教史学作为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与宗教的双重功能。它的出现， 对中国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释志磐，号大石，南宋天台宗僧人，曾住四明(今浙江省鄞县)福泉寺及东湖月坡山， 不详其身世及生平事迹，只知其学识颇丰，幼年从儒者袁机受学，后出家学禅[2](P225 9)。志磐生活的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作为传统学术思想文 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史学，由于受晚唐北宋中期以来儒学复兴思潮的强烈影响，也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重义理”、“重编年体”、“重正统之辨”的趋势，导致了 儒家史学在修撰过程中对佛教历史进行不实的记载。陈寅恪指出，“宋代史家之著述， 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3](P240)。同时，史学领域内的这一变化，又引起了史学评判标准的变化。从西汉到宋初，中国古代 史学基本上遵循着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原则，注重对史料的编 辑，注重总结前代的兴衰成败，以便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但自北宋中叶以后，新儒学 的兴起对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往史学评判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儒家们 认为历史不应该是史料和史事的单纯记载，而应该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表现褒善贬 恶的“春秋”精神，并最终把“儒家思想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4](P88)。苏 洵说，“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 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5](《史论》)，明确指出儒家经典应成为史学的指 导原则。在这一史风的影响下，“崇尚《春秋》而贬低司马迁、推崇编年而贬斥纪传的 史学观，与唐初已大为不同”[4](P89)。《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 史书的修撰，反映了这一时期新史学风气的变化。欧阳修说：“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6] (P173)又说：“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7](P570)林駧也说：“公( 指司马光)之所论者，凛凛乎君臣父子之经，三纲五常之理，仁义忠信之道，岂非有关 于风教乎?”[8](《通鉴》)明确指出史学领域内应该“振三纲”、“讲人伦”、“重人 道”。同时，这一风气的变化又影响了史书的编纂体例，即史书在撰写形式上深受孔子 《春秋》编年体例的影响。这样，中国古代史学在宋以后逐渐纳入了儒学范畴之内，演 变成为地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史学领域内的变革，反映了这一时期强烈的时代特 征。
【英文摘要】It is a golden ti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historiography in Song dynasty,the compiling of various history works of Buddhism is very arrestive,among which Zhipan’s works——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is very famous.From 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Buddhism historiography of Song dynasty not only enrich the Buddhism itself and extend it’s social effects,but also bring new elements to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ven Chinese culture.The emergence of Buddhism historiography has dual meanings of history and religion.
【参考文献】
[1]严耀中.试论佛教史学[J].史学理论研究，1996(4).
[2]李学勤，吕文郁.四库大辞典[Z].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5]苏洵.嘉祐集[M].四部丛刊本.
[6]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M].四部丛刊本.
[8]林駧.古今源流至论[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0]陈荣照.欧阳修史观论析[J].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学报，1996(4).
[11]张晓华.佛教景教初传中国历史及其比较研究概况[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1).
[12]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14]漆侠.探知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
[15]方豪.宋代佛教对史学的贡献[J].幼狮杂志，1970(2).
[16]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J].历史研究，1990(3).
[17]王德毅.宋代史学的特质及其影响[J].台大历史学报，1999(23).
[1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9]洪修平.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J].南昌大学学报，2001(3).
[20]释志磐.佛祖统纪[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
[21]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2]刘知幾.史通[M].四部丛刊本.
[23]李清凌.史学理论与方法[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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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刘勰.文心雕龙[M].四部丛刊本.
[28]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C].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29]蒋毅斌.宋儒与佛教[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其中尤以 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一书最为著名。《佛祖统纪》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大 最完整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佛教通史巨著。它以宏大而有机统一起来的著作体例、广博 深厚的内容、进步的史学思想，把宋代僧人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该书采择史料面广，资料翔实，编选精当，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思想价值 。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宋代的佛教史学，不仅丰富了佛教自身，扩大了它的社会 影响，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 重意义，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唐宋时期的史学变革对佛教史学的影响
佛教进入中国后便有了佛教史学。“鉴于史学至少有着反映一种宗教形态来龙去脉的 功能，所以佛教史学也是全面认识中国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1]早在东汉年 间，中国就已出现了佛教史学。《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等早期佛教典籍的出 现，标志着中国佛教史学的形成。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和僧 史著作的出现，佛教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时，佛教史学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 。佛教原本并不重视历史，印度的神话和历史往往混淆在一起，有时不易区别是历史人 物或是神话人物。但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原本并不重视史学的佛教，在进入中国 后则出现了大量的史学著作。这一文化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从史学的角度来看 ，佛教史学作为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与宗教的双重功能。它的出现， 对中国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释志磐，号大石，南宋天台宗僧人，曾住四明(今浙江省鄞县)福泉寺及东湖月坡山， 不详其身世及生平事迹，只知其学识颇丰，幼年从儒者袁机受学，后出家学禅[2](P225 9)。志磐生活的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作为传统学术思想文 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史学，由于受晚唐北宋中期以来儒学复兴思潮的强烈影响，也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重义理”、“重编年体”、“重正统之辨”的趋势，导致了 儒家史学在修撰过程中对佛教历史进行不实的记载。陈寅恪指出，“宋代史家之著述， 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3](P240)。同时，史学领域内的这一变化，又引起了史学评判标准的变化。从西汉到宋初，中国古代 史学基本上遵循着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原则，注重对史料的编 辑，注重总结前代的兴衰成败，以便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但自北宋中叶以后，新儒学 的兴起对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往史学评判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儒家们 认为历史不应该是史料和史事的单纯记载，而应该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表现褒善贬 恶的“春秋”精神，并最终把“儒家思想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4](P88)。苏 洵说，“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 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5](《史论》)，明确指出儒家经典应成为史学的指 导原则。在这一史风的影响下，“崇尚《春秋》而贬低司马迁、推崇编年而贬斥纪传的 史学观，与唐初已大为不同”[4](P89)。《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 史书的修撰，反映了这一时期新史学风气的变化。欧阳修说：“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6] (P173)又说：“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7](P570)林駧也说：“公( 指司马光)之所论者，凛凛乎君臣父子之经，三纲五常之理，仁义忠信之道，岂非有关 于风教乎?”[8](《通鉴》)明确指出史学领域内应该“振三纲”、“讲人伦”、“重人 道”。同时，这一风气的变化又影响了史书的编纂体例，即史书在撰写形式上深受孔子 《春秋》编年体例的影响。这样，中国古代史学在宋以后逐渐纳入了儒学范畴之内，演 变成为地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史学领域内的变革，反映了这一时期强烈的时代特 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