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史学领域内的变革，对宋代佛教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史学领域内的“正统论”及其向“义理化”、“伦理化”的转进对宋代佛教史 学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一史论的影响下，历代正史中有关僧人的传记和佛教在 中国传播的记载，到北宋中期以后的《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唐 史记》、《唐鉴》等史书中一概删除。同时，这一史论又引发了新史家们以儒家的“正 统”来抗衡佛家的“法统”。欧阳修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 天下之不一也。”[9](《正统论》上)因此，在史书修撰中，大发《春秋》精神，宣扬 三纲五常之道，从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的角度出发，对佛教“无父无君”有悖于传 统伦理的做法给予了猛烈的批判。这一史风，在宋代新修成的几部史书中都有所反映。 陈荣照指出，“利用和通过史书来宣扬伦常道德，显然比后来理学家高唱‘三纲五常’ 更能发挥其教育作用，这对于影响一代士风，无疑起了促进的作用”[10]；陈寅恪也说 ，“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 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 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3](P2 48)。两位学者的论述，是极为精辟的。面对儒家史书中“佛老之事悉删之”的局面， 佛教史学在宋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次，效法《春秋》而兴起的编年体例成为宋代史书撰写的基本通例，这大大地影响 了宋代佛教史的撰写。宗鉴的《释门正统》、祖琇的《隆兴编年通论》、本觉的《释氏通鉴》、觉岸的《释氏稽古略》和志磐的《佛祖统纪》，无一不受编年体体例 的影响[11]。尤其是通史性著作“宗史”的兴起，更是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批判性地认 识与取舍的结果。所谓宗史，即“以本宗传承为中心，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的，其中包 括朝代、甲子、年号、佛教事实等；此外还有关于佛教的著名学者、祖师、学说等的记 载”[12](P6)，是一种不以人为主而只记述一般事实的著作。宗史的出现，反映了宋代 佛教宗派林立、各宗重视自身历史的事实。开始写宗史的是禅宗，早在唐代就有了著作 ，如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就辩论到禅宗的世系问题。以后发展到知矩的《宝林传》 ，包括了印、中两方的世系。单讲中国世系的，有敦煌发现的《楞伽师资记》和《历代 法宝记》。此外，讲派别的有宗密的《禅们师资承袭图》等。到了宋代，宗史更发展到 规模巨大、模仿一般通史体裁的著作，如契嵩的《传法正宗记》，把禅宗的传承一直推 到印度祖师释迦牟尼，而且是按照禅宗自己的传承来写的；释元颖的《天台宗元录》， 是按天台宗的世系来叙述中国佛教的。一直到南宋释志磐的《佛祖统纪》，这方面的著 述络绎不绝。“宗史”的出现，是中国佛教史的一大特色。它的产生，反映了宋代佛教 史学的变迁，标志着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的认识与反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再次，史学领域的变革体现在佛教史学既然是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认识与取舍的产物 ，它自然而然就成为连接儒、道两家的纽带，大大丰富了佛教史学的内涵。两宋时期， 是宋学发展及其向理学演变的时期，儒释道三家在冲突和斗争的同时，广泛吸收各家学 说，出现了“援佛入儒”、“援儒入佛”的趋势[13]。学术思想领域内的变化如此，史 学领域内的变化亦是如此。这种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的态度，大大地促进了史学的进一 步发展，从而使宋代的学术呈现出繁荣的局面[14](P47)。在这种空前活跃的学术大背 景下，宋代僧人既研读佛教经典，也研读儒学经典，力求将二者贯通。儒释相通之说， 不仅促进了僧人思想的解放，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水平。这些都大大促 进了佛教史学内容和体裁的转型，导致了佛教史学繁盛局面的出现。方豪认为，“唐时 佛教号称极盛，而史学著作尚不逮宋”[15]；邓广铭也说，“宋代史学的发展所达到的 水平，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是最高的”[16]。这个成就，自然也包括佛教史学。
　　 最后，史学领域内的变革还体现在新史学方法对佛教史编撰的影响上。宋代佛教史， 不仅承袭了前代编年体和纪传体，并进而将新型的会要体、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运用到 史学研究中。同时，还对注重“博征与考信”[17]的金石学也给予了关注。漆侠指出， 宋代史学之所以能够远绍史迁、傲视明清诸代者，就在于宋人辨析文献材料的能力非常 突出，尤其是金石学的发展，大大拓宽了宋人的眼界和思路[14]。宋代佛教史学的发展 ，不仅表现在史书种类的增多，而且也表现在史书质量、新史学方法的应用及其所创立 的体裁方面。
　　 总之，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必然影响到史学的发展、面貌、特点。唐宋时期，史学领 域内的变革及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的认识与反思，为宋代新型佛教通史的撰写，提供了 良好的学术氛围。

　　 　　　　二、《佛祖统纪》的编撰目的与主要内容

　　 对于历史研究的目的，梁启超指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 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 动之资鉴。”[18](P148)因此，综观《佛祖统纪》的编撰，笔者认为，其主要目的有三 ：一是与宋代佛教内部盛行的圆融调和论有关。晚唐北宋时期，天台宗和禅宗为争夺正 统，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同时，天台宗内部也有“山家”与“山外”两个学派的对立。 但自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以“判教”为特色的中土佛教圆融精神的发展，佛教内部出现 了各宗调和的倾向。《佛祖统纪》的出现，就是当时佛教内部各种理论学说调和融合在史学上的反映[19](P223)。二是与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的认识和批判有关。儒家新史学 对佛教事实的歪曲和不实记载，对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强烈的挑战。释志磐撰写该 书，一方面是为了澄清一般世俗对佛教的失实误解，倡导佛儒调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构建佛教史学的“正统”，以“正统史学”的形式展现佛教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性与合理 性。在《法运通塞志》中，他提出了撰写该书的原委，“儒宗道流之信不具者，时有排 毁，然终莫能为之泯没，以此道本常也。夫世称三教，谓皆足以教世，而皆有通塞，亦 时使之然耳，列三教之迹，究一理之归，系以编年，用观通塞之相”[20](P1363)。三 是与宋代僧人对佛教历史自身的认识和反省有关。在释志磐以前，有关天台宗的史书已 经出现，如释元颖的《天台宗元录》、吴克己的《释门正统》、景迁的《宗源录》等； 到南宋晚期，天台一宗的史传已初具规模。但是，释志磐痛感以上诸书弊陋甚多，“志 磐手抱遗编，久从师学，每念佛祖传授之迹，不有纪述，后将何闻?”[20]对于宗鉴的 《释门正统》，他认为“虽粗立体法，而义乖文秽”；对于景迁的《宗源录》，他认为 “但列文传，而辞陋事疏，至于遗逸而不收者，则举皆此失于是”[20]。为了弥补这些 缺点，遂发愿撰写一部以天台为正统、兼及其他诸宗的佛教通史。于是，他以《宗源录 》和《释门正统》二书为基础，仿照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体例，“参对文义，且删且补 ，而复大藏经典、教门疏记、儒宗史记、诸家传录之辞及琇师《隆兴统纪》、修师《 释氏通纪》，用助援引”[20]，历时十二年增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