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是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由 本纪、世家、列传、表、志五部分组成，能够记载广泛的历史现象和复杂的历史过程。 它的优点在于记述范围广泛，便于通观一个时期历史的发展形势，这是编年体史书所不 及的。它的缺点是纪事分散重复，“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 大纲要领，观者茫然”[22](《二体》)，难以清晰地表达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各事件 、各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编年体出现于《春秋》，而以《资治通鉴》最为成功。它以 时间顺序排列各种大事，能够比较明显地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有 利于对历史作纵横两方面的考察，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联系。“中国外夷，同年共事 ，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22](《二体 》)它的缺点是头绪较多，不易掌握，以时为断，前后隔越，不易集中地反映同一事件 的前后联系，人物传记更无法容纳[23](P209)。对这两种体裁，白寿彝指出：“历史现 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24](P495) 《佛祖统纪》弥补了史书编纂体例上的弱点，灵活地运用和发挥了纪传体与编年体体例 的长处，巧妙地把二者结合了起来。“纪、传、世家，法太史公”，“志，法司马公” [20](《序》)。《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全仿正史之例，大旨以教门为正脉”[25](P12 39)。同时，该书还对宋代新出现的几种史书体裁，如会要体、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 也给予了重视，从而使《佛祖统纪》呈现出“综合体”的体例。
　　 在《佛祖统纪》中，或在篇首，或在文中，或在卷后，都有“述曰”，它与《史记》 中“太史公曰”和《资治通鉴》中“臣光曰”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史书不可分割的重 要组成部分。“述曰”在《佛祖统纪》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对事实材料和 流行说法进行的考辨，有的是对前文的解释，有的是对佛教历史的补充说明，但更多更 重要的则是作者的议论，因事设文，机动灵活，异彩纷呈。在“述曰”的议论中，释志 磐不仅用自己的语言，而且大量征引他人的见解，因而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原始资料。它 既可以用来说明材料、解释材料和补充材料，也可以用来评论事实，发表作者的见解。 在印度佛教典籍中，并无编年撰史的传统，《佛祖统纪》效法儒家史学的体例，其意义 非常深远，影响了后来佛教史的编撰。
　　 《佛祖统纪》中的这五种体裁，加上“述曰”，组成了记叙和总结佛教历史的有机统 一起来的完整体系。它们各自为用，又交织配合，相辅相成，从而包容了更多的佛教内 容，扩大了佛学的研究范围。从整体上看，这种体例是当时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结 构层次在史学著作体裁上的投影，它能最大限度地包括那个时代著作者们企图包括的社 会内容。释志磐灵活地运用“综合体”体例的长处，其奥秘就在于此。
　　 第二，以“信史”的要求客观地描述佛教史实。
　　 漆侠对何为信史曾有过精辟地论述：“一个史家对历史可以持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 但对历史的实际(即事实、资料)则应有真诚的、丝毫不能缺少的尊重，绝不能够以个人 的是非爱憎取舍材料；只有持有这种态度，才能撰写成信史。”[14](P93)冯友兰从哲 学的高度亦概括说：“向来说好的历史书是‘信史’。‘信史’这个‘史’就是指写的 历史，本来历史无所谓信不信，写的历史则有信不信之分，信不信就看其所写的是不是 与本来历史相符合。”[26](P2)《佛祖统纪》的史学思想和价值，在于它不仅继承与发 展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相结合的史书写作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信史”的要求客观 地叙述了中国佛教史发展的历史轨迹。《佛祖统纪》继承了儒家史书中“秉笔直书”的 优良传统，以“求实与取信”的笔法，客观真实地记述了宋代佛教诸宗派的历史。在《 佛祖统纪》中，释志磐没有以个人的好恶来掩埋历史，也没有以某种道义的原则来歪曲 历史，更没有因为他是天台宗的僧徒而忌讳历史。以“信史”的要求客观真实地记录历 史，就成为《佛祖统纪》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法运通塞志》中，释志磐提出了自己的修史原则：
　　 史者，所以记当时失德之迹也，以故恶如弑君必书，丑如烝母必书，岂以其丑恶而不 之记邪?是知修史者不没其当时善恶之事，斯可为信史也。昔范晔著《汉书•西域传》 ，始论佛法；陈寿志《三国》，则忽而不录；唐太宗修《晋书》，于沙门高行时有所取 ；魏收于《北史》，著《佛老志》；李延寿于《南史》，作《顾欢传》，凡帝王公卿毁 赞佛老者，莫不悉载。其于二教之偏正优劣，当年今日未尝不明识所归。欧阳氏之修《 唐书》、《五代史》也，于佛老之事则删之。夫《唐书》，唐家之正史，非欧阳之私书 也。借使不足法，论之可也。岂当以己所不好而删之邪?是知无通识者，不足以当修史 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较系乎人之好恶，韩、欧、司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诋 诃。……吁，佛法之取舍，果在于人之好恶，可不审乎哉[20]?
　　 释志磐的这段论述，讴歌了敢于秉笔直书的范晔、袁宏、魏收等，对他们在史书中客 观公正地记载佛教史事的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对以个人好恶来掩埋佛教历史 、歪曲佛教历史的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乏通学，守隘见有若是 ，谓之信史，未信也”。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修史态度，“修史者不没其当时善恶之事 ，斯为信史也”，“岂当以己所不好而删之邪?”因此，他以“无通识者不足以当修史 之任”来要求自己，肩负起了修撰《佛祖统纪》的重任。从古代学术思想史来看，佛教 与儒家是处于竞争的局面，但释志磐以“信史”的精神，对儒家、道家有相当的肯定。 他说：“后代人主，尊称先圣，通祀天下，为万世师儒之法者，自汉家始，岂不盛哉! ”[20](《法运通塞志》六)从《佛祖统纪》的思想价值和史学成就可以看出，历史上一 切成名的史学巨著，其“良史之直笔”，足可以为“万代之准”的[27](《史传》)。《 佛祖统纪》中所反映的“信史”精神，是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认识与取舍的结果，是我 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宝贵财富。
　　 第三，注重史学中“通识”思想的运用。
　　 “通识”是指史学研究从纵向和横向入手，将表面上分裂孤立的材料加以归纳贯串， 发现其内在联系，作出合理的分析，讲清历史问题的真相，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是史家 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关键[28]。《佛祖统纪》中“通识”思想的运用是极其明显的。这一 特色表现在，《佛祖统纪》不仅从纵向上记述了天台宗及其他佛教宗派发展的历史，而 且从横向上也记载了与佛教相关的儒道二教的历史，纠正了此前佛教内部因宗派之争而 对僧史的不实记载，澄清了一般世俗对佛教史事的误解。《佛祖统纪》中的“通识”涉 及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人物传、史论、史著等许多方面，显示出宋代佛 教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客观上具有破除当时浓厚的复古倒退思想(指宋儒的反佛) 的积极意义，而且以艰苦的史学实践，成功地回答了时代对“僧史”的需要。同时，“ 通识”思想的运用还体现在该书对唐宋时期学术领域内盛行的“三教合一”思想给予的 关注。《佛祖统纪》卷54所载的“三教出兴”、“三教厄运”、“三教訞伪”、“三 教谈论”等，就是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三教合一”思潮的学术总结，弥补了正史记载 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