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寺沟方塔位于贺兰山拜寺沟内，距沟口约10公里。方塔是一座正方形13级密檐式空心砖塔，逐级收分，是西夏时期兴建的一座佛塔，也是目前所存惟一的方形西夏塔。出土重要文物有西夏文活字版佛经《吉祥皆至口合本续》等一套9本，以及西夏文、汉文文书，汉文佛经、绘画、器物等，其中有仁宗刻本施经发愿文残页，年款为乾祐十一年（公元1180年）。此外还有书写汉文、西夏文的木中心柱。宏佛塔和此塔密教经典、唐卡的发现，反映了西夏时期藏传佛教由西向东发展的事实。1990年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数百年古物毁于一旦，令人扼腕。
　　 康济寺塔位于同心县韦州镇所属的韦州古城东南隅。寺毁塔存，塔因寺而得名。这是一座八角形13级密檐式空心砖塔。塔残高39.20米，加固修复后的高度42.70米，由塔身、刹座、相轮宝顶三部分组成，底层较高，自第二层以上被层层密檐平座紧箍，往上收分与刹座宝顶有机结合，形成刚劲有力的抛物线外廓，显得凝重柔美，再现了我国早期密檐式塔的韵律。
　　 塔阵在中国也不多见。西夏有世上稀有的大型塔阵，它建筑在河岸斜坡上，更显奇特。一百零八塔在宁夏青铜峡市峡口黄河西岸，依山势从上至下按奇数排列成12行：第一行为1座，第二、三行各3座，第四、五行各5座，第六行以下分别为7、9、11、13、15、17、19座，总计108座，形成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塔均为喇嘛教式实心砖塔。塔体形制大致上可分为四类：第一行为覆钵状；第二行至第六行为八角形鼓腹尖锥状；第七行至第八行为宝瓶状；第九行至第十二行为葫芦状。原来认为藏传佛教宝瓶式白塔在元代才有，所以认为这些塔是元代塔，实际上西夏时期已经信奉藏传佛教，并开始兴建这种佛塔（注：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著名的死城西夏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是西夏黑水监军司所在地，曾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文物。西夏时期黑水城城内寺庙很多，占地面积宽大（注：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61～62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黑水城西北角的城墙上耸立着佛塔，这在佛塔建筑上也是稀见的。土坯砌垒的宝瓶式佛塔，经数百年蹉跎岁月，仍挺立在城墙上。人们访问黑水城时，很远就望见此塔风采。佛塔是西夏抑或是元代始建，仍需探讨，但骑坐在城墙上的佛塔已经成了西夏黑水城的象征。
　　 现在所见到的西夏佛塔仅是西夏时期大量佛塔的部分遗存。形式多样的佛塔反映西夏佛教信仰之盛，也能看到西夏佛教建筑形式的多样和艺术之精湛，从中还能透视出西夏佛教信仰方面多民族交融的现象。

　　 　　六、最早的活字版佛经

　　 北宋布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印刷史上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应用开创了印刷史的新纪元，对促进世界文明的进程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毕昇用活字印刷术印了哪些书籍，史无明载。毕昇的发明以沈括《梦溪笔谈》的科学记录而得以继续播扬。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周必大曾“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玉堂杂记》二十八卷”（注：（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全集》卷一九八“札子十”。）。所谓“沈存中法”，即沈括所记录的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法。文献还记载宋朝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范祖禹作《帝学》8卷，用活字本印刷，书末有印书题记（注：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宋以来活字版》，中华书局，1957年。）。可惜两宋的活字版印刷品都没有保存下来。
　　 近几年随着新的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发现了多种西夏文活字印本，给西夏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这些活字印刷品多数是佛经。
　　 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泥活字《维摩诘所说经》上、中、下3卷，经折装，共300多面（注：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根据其题款可定为12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原的南宋时期，比宋朝毕昇发明泥活字仅晚一个世纪。这部珍贵的西夏文佛经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1987年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有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残卷（注：孙寿龄：《西夏泥活字版佛经》，载《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此经与俄藏黑水城出土的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是同一种活字印本。
　　 俄藏西夏文文献中还有其他活字版佛教著作。《大乘百法明镜集》卷九，原为经折装，现已摊平为一纸4面的10张纸，前残，卷尾有经名。《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经折装，共6面。《三代相照言文集》系佛教禅宗著作，首尾俱全，蝴蝶装，41页，卷末有发愿文3面半、22行，其题款中记有“活字新印者陈集金”，由此更可确切证明此经为活字版本。这几种都是木活字印刷品，比《维摩诘所说经》的印制要精良得多，时间约在12世纪中晚期。
　　 1991年宁夏贺兰山方塔出土西夏文木活字本佛经《吉祥皆至口合本续》第9册，蝴蝶装，共400多页，系藏传佛教经典（注：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学术价值》，载《文物》1994年第9期。）。其时代属于西夏中晚期，也是现存最早的活字版本之一。它的出土使中国西夏文活字书籍增添了重要品类，也是中国早期活字版本的重要发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北区洞窟进行全面清理、考察，其间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西夏文文献。在这些文献中又惊喜地发现了活字印本，除一些页面完整外，多为残片。其中有《地藏菩萨本愿经》，蝴蝶装，发现于59窟、159窟、464窟，共8纸；《诸密咒要语》，蝴蝶装，121窟出土，计16纸散页，有的为残片，有的页面完整或基本完整（注：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1917年在今宁夏灵武市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其中几十卷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都具有活字印刷的特点，现多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等处也有部分入藏。在此经卷第五西夏文题记中有“令雕碎字”，卷第四十西夏文题记中也有“作选字出力者”。“碎字”即活字。“选字”应是拣字、排字，“选字出力者”应是拣排活字的工匠。这两条西夏文题记更证实这种《华严经》为活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