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以上谱例的共性特点,可说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居于形态表层的经文语言以及语义 层(中层)和文化层(深层)的诸元素里。上举各种曲型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但采用 几乎完全一致的十六字经文内容和巴利语读音,采用大同小异的傣文记载方法和文字体 系。这种现象也同样从紧接其后的《布陀经》、《星哈经》里体现出来。由此可以充分 说明它们乃从属于同一个南传佛教文化圈系统,具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背 景。从另一表层因素——经腔曲调来看,不同地域的情况有同有异。在同的方面,各地 由个人独诵或集体齐诵的此类经腔乃至其它许多经腔,一般都使用较典型的吟诵性曲调 。在曲式上,此类曲调以变幅较小的变唱为基本的结构展衍原则;多采用四声或三声音 列;音域多为四、五度,至多不超过八度;朗诵性强,旋律性因素不鲜明;较多使用较 为零碎、单一的散板节拍或持续性非律动性节奏型。它们与意义鲜明、语义明晰的唱词 内容结合紧密,富于口语化特点。除此而外,像德宏州德昂族泼水节的《南无经》、《 布陀经》、《星哈经》套曲及《浴佛经》、傣族景真佛寺的《生日经》等,都采用的是 吟诵性音调。
在异的方面,由于上述七种旋律型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以致在所采用的调式调 性、音列音域和节拍节奏等方面,均存在着细微而明显的风格性差别。其中,各傣族地 区之间音乐风格的差别较小。例如,各傣族地区的旋律型尽管形态各异,但在旋律走向 上均存在大致相同的规律。由于巴利语本身为无声调语言,故此以上音乐风格的差别主 要是同传统音乐本身具有的地域性风格差别有关。而德昂族、佤族的同类旋律型在音乐 风格上差别甚大,不仅曲调旋律的表现形态各异,而且其中显露出某些与不同民族独特 的语言、方言特点及与民族审美情趣有关的个性特征。例如,在旋律型6中,像sol me re me sol,la sol sol me so等曲折婉延的旋律进行,与当地的佤族民歌音调存在某些 联系。在旋律型4里,那些较规范、方整,律动性较强的节拍节奏的使用,应说与那位 既是著名的德昂族歌手,又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的唱诵者李腊翁具有的艺术趣味和表演造 诣有关。据笔者观察,在德宏地区,像德昂族的李腊翁和田大,傣族的方正武、银曼罕 等老人,常常在自己所唱诵的佛经曲调里融入某些民歌、傣戏或说唱的音调,而且各人 所用的手法、风格各有不同,这便与德宏地区的民族文化较为开放而不泥古,(注:一 个重要特点就是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西双版纳傣族更深,汉族的民歌、戏曲和说唱等都 对周围少数民族音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及这些老人均具有较高的艺术素质有关。
在演唱方式上,西双版纳佛寺的此类套曲,常常在上述引腔之后出现领、和双方的相 互交叉轮唱,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二声部复调(轮唱)形式。在声部结合与调性关系上 也无一定之规,较自由随意,一般由处于表演中心人物地位的领经人来掌握定音的标准 和控制基本的表演过程,而且根据领经人个人的表演能力(如诵唱能力)以及对日常诵经 训练和仪式表演过程的掌控能力的强弱,可能会在二声部曲调的结合关系上,出现调性 调式皆异的曲调相叠,调性调式皆同的曲调相叠和调性相异、调式相同的曲调相叠等几 种不同情况。就此而言,除了有上述几种类型之间的大致区分外,在笔者所看到过的数 十场法会里,几乎没有一例是完全相同。例如若将西双版纳景洪县曼广龙佛寺同瓦宰佛 寺的情况作比较,曼广龙佛寺以齐诵的引腔开始,《南无经》(A)领诵句(比丘)从下方 声部切入,为F调性(F = do),以mi为结音,然后随诵句在D调性(D = do)进入,以so为 结音。其后的《布陀经》(B)和《星哈经》(C)也大致按此关系演唱,只是在两个声部的 结音上略有改变而已,这显然是一个调性、调式皆异的两声部曲调相叠的例子。另一种 调性、调式皆同的曲调互相相叠的情况,可见于勐海县瓦宰佛寺演唱此类经文时(谱例2 ),该曲在两个声部的出入关系上基本同前例,但两个声部的调性和调式基本是和谐一 致的。仅从表演能力和掌控能力上看,瓦宰佛寺的领经人显然是技高一筹。这应该是与 该寺院乃西双版纳总佛寺住持的家乡佛寺,他本人经常来此主持仪式,调教训练甚勤有 关。此外,在别的佛寺里,笔者也曾看到过还有一种调性相异、调式相同的两个声部相 叠,或者几乎是“混唱”(调性不明)的不同情况。对于仪式经文演唱时产生调性混乱情 况的原因,除了与领经人的现场和场下(训练)掌控能力的强弱有关外,或许还同以下几 方面因素有关:其一是当不同村寨的佛寺联合举行仪式时,不同村寨的僧侣和俗众在日 常训练和现场表演的能力上存在差别;其二是在某些村寨,平时教小和尚学习诵经的老 师并不一定是驻寺的比丘,而是安占或村中老人,以致法会期间在僧侣之间也会出现上 述彼此不协调的现象;其三是在某些情况下,在法会里带诵经文的比丘也可能是外来加 入者(外村或来自缅甸边界),以致带诵经文者同随诵者之间不能形成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