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密的禅学是一个融合的体系，是在批判基础上的融合。他对佛教和儒道都进行了批判总结，这一工作对后世佛学和宋明理学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从而体现出宗密禅学在中国佛学发展史和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传统哲学和宋明理学之间，佛学和宋明理学之间，乃至隋唐佛学和宋明佛学之间，宗密禅学都是一个重要的中介。

　　作者董群，1961年生，哲学博士，现为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教师。

　　冯友兰教授在谈到宗密禅学的历史地位时说道：“就其此论观之，则宗密不啻上为以前佛学作一结算，下为以后道学立一先声，盖宋明道学出现前之准备，已渐趋完成矣。”这一观点对我们今天分析宗密仍然是很重要的。不过，从宗密的思想体系看，宗密不仅为以前的佛学作一结算，也是以前的传统哲学思想的总结者之一。不仅为以后道学立一先声，也为以后佛学的发展规范了方向。因此，无论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学史上，宗密都起到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从宗密对儒道的批评看其历史地位

　　这种批评，或者是冯先生所称的“结算”，实际是宗密对儒道思想所作的批判性总结。这种总结工作，应该说在当时并不鲜见，但如果要以达到高度的哲学抽象及批判的系统性而论，则首推宗密为最。

　　宗密把儒道的思想归结为四个观点，大道生成论、道法自然论、元气为本论、天命论这四种原人观。

　　大道生成论以“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人的本质。在老庄明确主张这个“道”，在儒家，宗密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易”，就是道。道法自然论以自然为万物的本质，人之原。老子讲道法自然，宗密理解为万物自然生化，不依因缘。而儒家，也有讲自然论者，比如王充元气为本论，以气作为世界的本质、人的本原。宗密把儒道的元气论概括为“万物唯气，离气无物，禀神于无，受形于地。故形神者，粗妙之质。粗妙者，清浊之气。散则反至本，聚则成于物。聚散虽异，而其气一焉。”天命论则以天和时命作为人的本质，决定人的命运。

　　这四种原人观，宗密认为都有缺陷，这些缺陷主要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和认识论方面，因而不能真正揭示人的本质，无法正确解释社会现象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宗密在这两方面特别是在社会历史领域揭示儒道思想的理论困难，可以称之为社会批判。

　　宗密所讨论的，是社会的善恶问题，人的贤愚、吉凶、贫富、祸福、贵贱等问题，显示出佛教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深入了解和独特的思考。宗密认为，儒道在这些问题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不能不说儒道只是整个思想发展史中的低级阶段。以大道生成论为例，道在解释社会和人生时，就不能解释善恶问题，不会使善有所增，恶有所灭，只是善者恒善，恶者恒恶。宗密认为，这是由道的永恒性决定的。但是，圣人却又要设立教化，除恶去乱，这又与道的本性相违，是“逆道化之大贼。”道本身的理论和现实之间，就构成这样的矛盾。而且，以尊、贵标榜的道，竟然会产生种种恶，加祸于善，这又如何解释?“道育虎狼，胎桀纣，天颜冉，祸夷齐，何名尊乎?”以天命论为例，也是这种情形，宗密说，既然一切都由天命决定，为什么天命如此不公正呢?“奚有贫多富少，贱多贵少，乃至祸多福少?”这是天之赋命的不公。还有赏罚的不公，表现为“无行而贵，守行而贱，无德而富，有德而贫。”等等。宗密所揭示的这些问题，儒道实际上都没能解释清楚，经不起深究，宗密看到了儒道在社会历史观上的缺陷，看出了问题，这是他的贡献，仅从这一点，就不能否认宗密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宗密还从认识论的角度批评儒道。元气论是以元气来说明人的认识的发生，而宗密从婴儿的认识发生来说明，来批评元气论。他说，如果一切“皆从元气而生成者，则微生之神，未曾习虑，岂得婴孩便能爱恶骄恣焉?”婴儿不经过任何教习，为何天生就有一些爱恶骄恣的情感表现?宗密看到的问题，比元气论简单化的认识发生论要更深入一些，婴儿的认识发生，是人类认识发生的缩影，皮亚杰的研究，也是从婴儿人手。宗密的这一批评应当引起注意，在认识论史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当然，宗密不可能意识到这一观点的价值，而且，他是从前生论的角度来解释的⑧，这样就陷进了宗教泥潭。

　　宗密以真心来解释人的本质。从真心论出发，他把儒道的四大原人观融合在真心的体系中，此所谓以本摄末，构成其融合性的华严禅的重要内容之一。宗密心学的体系，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人的本质、世界的本原问题，但他对传统哲学的否定，在理论发展的逻辑中，是一种进步，后世哲学要有所突破，必须回答宗密的设难。事实也正是如此，宋明理学中，不管是理学或心学的，其哲学立场是唯物或唯心的，都没有回避这种批评，许多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利用宗密的启发来完善自己的体系，因此可以说，从传统哲学到宋明理学之间，宗密是一个重要的中介性人物。

　　 二、从宗密对理学的影响看其历史地位

　　宗密有关于心气关系的一段话，说：“所禀之气，展转推本，即混一之元气也；所起之心，展转穷源，即真一之灵心也。究实言之，心外的无别法，元气亦从心之所变，”②这是冯友兰分析宗密之历史地位的主要依据，他认为，宗密讲心气对立，气由心生，影响了程朱理学。宗密讲一切唯心，影响到陆王心学。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概括，指出了宗密思想和理学之间的逻辑联系。实际上，理学家大多出入于佛老，一些理学家直接研究并吸收了宗密的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宗密对理学的重要影响。

　　周敦颐与禅僧鹤林寿涯、黄龙慧南、晦堂祖心、东林常总、佛印了元等有过交往。黄宗羲认为不能因此就断定周氏出于释氏，周子之书，字字与佛相反。这是指理学和佛学之间，有本质区别，但他否认了两者的联系。清人毛奇龄说周子《太极图说》，“全是密语”。这很能说明宗密对周子的影响。

　　二程兄弟也出入于佛老，与中无所得，而返求于《六经》。黄震认为二程语录中有关禅的思想，并不一定是二程的，而是后人编语录时加塞进去的。“今观《程录》，凡禅学之所有而孔门之所无者，往往窜人其间，安知非程氏既没，杨、谢诸人附益邪?”这种看法是有失公允的，杨时和谢良佐虽然也很欣赏佛教，且杨时还主张学者之所以不免求之于释老，因为其有高明之处，而儒家《六经》，虽自有妙理，却不能深思，太平庸。儒释交汇，在当时为一潮流，二程不能免俗，杨、谢亦不必编造。程伊川曾与学生讨论过《华严经》，认为该经宗旨，“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所阅读的《华严经》，内容为：“第一真实绝相观，第二理事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这实际上是杜顺的《华严法界观门》，而很可能就是宗密所作的《注华严法界观门》，宗密的所作注是较流行的本子。张载也接触过这部书，《释门正统》引杨时的话说：“杨龟山云《西铭》会古人用心要处为文，正如杜顺和尚作《法界观》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