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术与佛教的表层关系看两者似乎有不解之缘，在我国历史上的佛门寺院中出现了众多武功过人的武僧，特别是在隋唐时期寺院僧人中习武活动更加突出，一直到明、清之际的寺院武僧，不仅他们武功娴熟，而且还有大量征战僧兵的出现。“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倭乱,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战亦多胜。”（《明史·兵志》）少林寺、伏牛山和五台山武僧素负盛名，特别是少林寺武僧的习武活动，被人们誉为“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茅元仪《武备志》）的发展局面。这一时期（明清）的寺院武僧活动大都已为人们所熟知，而隋唐之前的僧人尚武之事，对我们现在了解的还不够全面。廓清历史上的民间寺院武僧活动和少林寺武术在隋唐之前不同时期的兴替变化，从而真正认识和区分佛教与寺院武术活动的复杂关系。少林寺武术的发展渊源虽然最早来自北方地区邺下寺院僧人的尚武习俗传统，但少林寺武术的发展成熟与它长期在历史上的实践过程，则是少林寺僧人吸取僧俗两界的武术精华，在寺内寺外民间习武活动的基础上完善与发展起来的，是对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继承和在寺院中的推广流传。

　　少林寺与隋唐少林武风的孕育及传统

　　少林武术发端于北魏（太和19年）建寺17年之后的著名武僧稠禅师，第一任寺主跋陀年老移居寺外后，继之者稠禅师为少林寺二祖，少林寺初期出现有武僧见于历史文献记载只有邺下“拳捷骁武”的稠禅师[1]。北齐天保年间文宣帝为稠禅师在邺西龙山构建“云门寺”，请以居之，“兼为石窟大寺主，两任纲位，练众将千”[2]。当时的邺下云门寺和石窟大寺成为中原地区武风兴盛的寺院。这里还说明一个令人长期不解的问题，为什么稠禅师之后一直到隋唐以前，少林寺僧人的习武活动突然不见一点踪影，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与稠禅师离寺返邺有一定关联，也就是说稠禅师出走后少林寺的武事活动也就逐渐冷落下来，直到隋大业末强大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少林寺，少林寺“僧徒拒之”，又在唐初武德4年（公元621年）少林寺主（相当于后世的住持或俗称方丈）志操“率众拒伪师……执充侄仁则以归本朝”的历史事件。

　　东魏迁都及北周灭佛对少林寺的影响

　　从稠禅师离开少林寺到隋唐之前的少林寺，在这一时期历史文献中见不到少林寺有习武活动的记载，这是武术研究者十分感到困惑的事，长期以来始终未能得到一个明确的解决答案。这一情况的出现，我们认为是和当时的社会形势与政治环境分不开的。除邺下武僧稠禅师离寺返邺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背景，就是北魏后期的“永熙多难”，即于东魏天平元年（公元534年）迁都邺城后，洛阳一带诸寺僧尼（包括少林寺中的许多僧人在内）也随之迁徙邺下寺院，“皇与迁邺……望览洛阳，城廓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这一时期少林寺僧人的习武活动在历史文献中也就找不到一点记载了，即便对少林寺院的其它情况记载也十分少见。另外，在稠禅师之后，隋唐之前的少林寺不见有习武活动的踪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武灭佛”带来的结果。东魏、北齐都邺44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北周武帝（公元561—578年）宇文邕召集邺都僧侣，令之还俗为民，遣返僧徒五百人。

　　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反佛的皇帝，曾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周书》卷5《武帝纪上》）。据范文澜《中国通史》载：“五七七年，周武帝在邺召集僧徒五百人，宣布废佛……周齐境内佛像被破坏，经卷被焚烧，四万所以上的寺庙，赐给王公作宅第，将近三百万和尚还俗作平民，寺院财物散给群臣，寺院奴婢得到释放，周武帝灭佛比魏太武帝深入得多。”[3]周武灭佛使“数百年来官私佛寺扫地并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禹贡八州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为民还有编户。三宝福财，其赀无数，簿录入官，登即赏费，分散荡尽。”（《续高僧传》卷23《静蔼传》）这一情况在裴漼《嵩岳少林寺碑》中也能见到记载：“周武帝，建德中纳元嵩之说，断释老之教，率土伽蓝，（少林寺）以咸从废毁。”由于周武灭佛的打击，少林寺在这一时期更不可能有任何尚武活动的出现，这也正符合少林寺在历史上的兴衰与发展的轨迹。

　　历史与社会环境和少林寺僧徒扬武

　　北周灭，隋朝建立，公元578年（宣政元年）周武帝病逝于北伐“行军途中，随之不久，北周境内的佛教活动开始又重新恢复起来，少林寺在周武帝死后第二年既公元579年（周静帝大象年间）改为陟岵寺（可见少林寺早不存在，陟岵寺只是建于少室山阴原少林寺遗址，故不名为少林寺之原称）。隋开国皇帝文帝杨坚大力扶植佛教，隋唐崇佛，在中国历史上是佛教的鼎盛时期，少林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它的迅速发展时期的。“惟此寺名特令仍旧，开皇有诏：二教初兴，四方普洽，山林学徒，归依者众，其柏谷地一百倾，宜赐少林寺。”(裴漼《嵩岳少林寺碑》)少林寺从邺下武僧稠禅师离寺到北周武帝灭佛，没有史料能够显示少林寺僧人有习武活动的踪影，隋末唐初，少林寺僧助唐征战和农民起义军火焚少林寺，“僧徒拒之”，此二事向我们透露出一个相同的音讯，就是少林寺僧在隋唐时期可能又延续了本寺初创时的尚武之风，从少林寺发生和参与的这些活动事件中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少林寺僧中又有尚武活动的出现，这一点，除了少林寺建寺初的二祖稠禅师开创寺僧习武之风外，也是与隋唐时期的历史背景及嵩山地区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中原战乱频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少林寺又是被赐于大片田地的庞大宗教寺院，由于寺院经济的扩大，宗教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寺院内部与外部社会客观形势的需要，僧人所谓要“护法”、“护寺”和强健身体等因素的影响，加上统治阶级对少林寺的“恩幸”扶植，隋唐之时少林寺僧人中开展有习武活动成为可能和必要。

　　需要指出，斯时开展的习武活动与后世和现在的少林武术不能等量齐观，我们说隋唐少林寺僧人尚武，但隋唐时期少林寺武术并未形成一种系统化的成熟功夫。很可能那时的少林寺僧人练习的只是一些简洁实用的流传于北方民间地区的武功招数之术，由于这种适合于个人习练与私斗的武功，并不能用于阵战中发挥主要作用，又缺乏统一指挥，少林寺于“大业之末，九服分崩，群盗攻剽，无限真俗，此寺为山贼所劫，僧徒拒之，贼遂纵火焚塔院，院中众宇，倏焉同灭，赡言灵塔，岿然独存”（见裴漼《嵩岳少林寺碑》）。作为统治阶级大力扶植的少林寺，从而受到农民起义军重大打击。战乱频繁，社会动荡，自然危及到寺院本身的安全，随着佛教的狂热发展，出家为僧者愈众，寺院广大，财丰粮足，国家资供，加之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僧人习武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和社会条件，隋唐时期的少林寺也就是在这一历史政治背景下出现了志操、惠玚、昙宗、灵宪等“众僧”下山助战，“执充侄仁则”的历史性壮举。从“拳捷骁武”的北朝少林寺二祖、邺下武僧稠禅师到隋唐之际的志操等著名武僧产生的重要影响，推动和形成了少林寺僧众在明清时期的武术大发展，奠定了“少林武术甲天下”的繁荣兴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