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隋唐时期，除前文述及的智岩、辩才、慧休和道平等几位精通武功的武僧外，隋唐邺下灵泉寺（即石窟大寺）武风兴盛，继稠禅师等人之后担任该寺第三代方丈的玄林大师，就是一位武功出众的高僧。唐代有碑刻载：玄林大师“至如枝拒、蹶张、步骑弹射，人则旷劫，艺皆绝伦。”[5]碑言玄林武艺精绝，尚属可信，称其武功“人则旷劫”，自古无人可比，似为一种誉美之词。隋唐京师长安法海寺院著名武僧法通，自幼出家习武，练就不凡武艺，“身力雄勇”，隋时一国外武士来大隋国挑战，“无能扑胜者”，帝命法通角之，法通与其相角大胜国外武士。“大壮在北门试相扑无得者……，召通来令相扑。通曰：何处出家人？为此事必知气力，把手即知，便唤彼来。通任其把捉，其人努力把捉，通都不以为怀。至通后捉揽两手急搦，一时血出外濽，彼即蟠卧在地乞命，通放之曰：我不敢杀捉，恐你手碎去，于是大伏（服），举朝称庆。”法通力大无穷，能“为把豆麦便碎，倒曳车牛却行”。（见《续高僧传·法通传》）派出一位出家寺院的僧人，与来访隋朝无敌手的异域武士，比试功夫高下，暗示出寺院僧人习武之风的盛行和在当时武功的影响。从中可见，传统的擒拿术与所谓“硬气功”之类功夫，在隋唐寺院武僧活动中，已有较为广泛的传习和流行。

　　护寺绝贼往来与隋代会善寺武僧明恭

　　隋唐时期僧人习武练武活动十分普遍，与少林寺相去不远的会善寺院中，隋唐之际就有武僧出现，著名武僧明恭就出于这一寺院。近年来出版的《中国武术百科全书》一书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武术”的论述中，将前文提到的隋代“明恭”勇武之事，认为是少林寺出现僧人习武活动之前，在会善寺院中北朝时期就有武僧明恭和尚习武的一个事例也是不确切的，该书称“两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的昌兴时期。寺庙林立，僧侣众多，习武之事在僧众中多有开展，有的甚至武艺高强。《续高僧传》载：明恭和尚臂力过人，能将巨石‘独拈之如小土块’。……显然，和尚习武活动早在少林寺僧众习武之前，就已开展得较为普遍。”[6]从现在看到的材料来看，邺下地区是我国历史上出现较早的有大量武僧活动的寺院，我们认为，北朝时期的邺下武僧稠禅师是少林寺最早的武僧，而会善寺明恭和尚是历史上在稠禅师之后才出现的又一个著名武僧。

　　明恭是隋唐时人，并非为北朝时期的武僧。据道宣《续高僧传》卷27《隋郑州会善寺释明恭传》又载：明恭，住郑州会善寺。“昔在俗，是隋高下，豹骑与伴，三人臂力相似，而时所忌……厌俗出家，住会善寺。其力若神，不可当者，曾与超化寺争地，彼多召无赖者百余人来寺会善秋苗。众咸忧恼，恭曰：勿愁。……乃取大石可三十八转者，恭独拈之，如小土块，远掷于地。超化既见，一时惊走。”又载：“隋末贼起，周行抄掠，先告寺曰：明当兵至，可办食具并大猪一头。寺无力制，随言为办。……恭不忍斯负，拄杖会所与贼言议，贼先让食。恭乃为护寺檀越，群贼然之。故会善一寺，隋唐交军，绝贼往来，恭之力也。”武德5年，明恭和尚卒于本寺，春秋85岁。上述事例表明，僧人尚武的重要因素是在于保护寺院的安全不受侵犯，而且，寺与寺之间的土地之争，也加剧了僧人们必须重视武艺的操练，这对于生活在特殊环境中的僧人，自然会有一种护寺防身与锻炼武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附带需要提及的是，会善寺位在登封城西北6公里的太室山南麓积翠峰下，隋之前先后名闲居寺、嵩岳寺，隋开皇中赐名为会善寺，会善寺的所在地时属洛阳，而不属郑州。上述记载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明恭为隋代人，出家前就曾臂力过人，其人其事远在邺下武僧稠禅师居少林寺之后发生；其二，明恭多次以力大无穷惊服超化寺和隋末贼军的侵袭掠夺，反映了佛教寺院僧人习武活动的开展是与寺院经济的扩大和社会动乱及保护寺院的安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乌场国主“习诸武艺”和种麦寺院“弓矢矛盾”

　　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武术史》一书在谈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武术”时说：“特别是练武能强身这一事实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更加促进了套路技术的发展。例如，《续高僧传》载：宫中常设日百僧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斋后消食，习诸武艺。”[7]1997年国家体委武术院所编《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一书又言及此事。其实道宣《续高僧传》所载此事与我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寺院习武活动毫无关系，《中国武术史》所引这段话出自《续高僧传》卷2《那连提黎耶舍传》，那连提黎耶舍是北印度乌场国人，在北齐文宣帝天保7年（公元556年）他来到北齐的国都邺城，将他安排在邺中天平寺，翻译佛经。关于《续高僧传》中“斋后消食，习诸武艺”（活动筋骨）之事是指那连提黎耶舍在他的故乡乌场国，看到国主在宫中每天都招待100位僧人吃饭，饭后，国主方练习武艺的事，显然，这里指的既不是印度佛教寺院里习武之事，更非中国历史上的寺院武术活动。故而，许多武术书刊将此事作为我国佛教寺院出现的习武活动显然不够确切。

　　在北朝诸帝中，只有北魏太武帝（公元424—452年）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公元561—578年）宇文邕是坚决反佛的。我们读史可知，拓跋焘初也颇信佛教，因“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以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魏书·释老志》）长安这一寺院中藏有“弓矢矛盾”应为武功活动开展的佐证，我们从这几种兵械与该寺处于的环境情况分析，虽然没有直接材料，能反映出该寺僧众习练武功的详貌，但可推断，长安种麦寺院中僧人已出现有习武活动是可信的，“弓箭”和“矛盾”是这一寺院欲与谋反而长期锻炼及备用的武器，是寺僧平时健身习武所用。由于社会动乱，四海沸腾，谋反起义，在僧门寺院中多有发生，翻阅历史文献，这类事件随处可见。武则天时还有人欲利用寺院作掩护，训练武僧，图谋不轨，据《大唐新语》卷2载：“薛怀义承宠遇，则天俾之改姓，云是驸马薛绍再从叔。或俗人号为薛师，猖狂恃势，多度膂力者为僧，潜图不轨。”[8]将许多民间健强有力的勇武者度为出家的僧人，或鼓动寺院武僧徒众参与谋反起义，崇尚清净的寺院之地，简直成了习武练功的演武场和造就武装僧兵力量的大本营，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寺院习武之风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