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尚武活动与军旅征战的武僧

　　我国历史上的寺院尚武活动形成与发展，是与僧人出家前就在民间学有武艺密不可分，偏僻的寺院环境与宽广的院落住地，是许多处于山居的僧人在学佛诵经之余，出于健身自卫的需要，习武练功活动自然成为这些寺院僧人生活的一种补充和传统，动荡不安的社会与历史现实条件更促使僧人需要掌握较高的武功技艺。由于僧人信奉的佛教思想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故而，寺院僧人习武在出现社会需要的情况下，一般都能与统治者站在同一个立场，并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提倡。

　　统治者的鼓励与寺院武风的盛行

　　隋文帝杨坚（公元581-604年）曾在佛门寺院生活13年之久，与佛教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开国称帝后，积极提倡崇佛，据《续高僧传》卷22《灵藏传》载有他对佛门高僧说的一段话，表明了他对佛教与武事活动的认识态度，“开皇四年，开辅抗旱，帝引民众，就给洛州敕（灵）藏同行，共通圣化，既远所在，归投极多，帝闻之，告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有乐离俗者，任师度之……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也就是说，既要“度人为善”，又要“禁人为恶”，两者虽有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致的，而“禁人为恶”则需要用暴力和武力来实现完成。“度人为善，禅也；禁人为恶，武也。”统治阶级这种对佛门寺僧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影响，无疑这就为佛门僧人习武创造了一个尚武环境条件。伽蓝净土，剃度僧众，又出于“护寺自卫”与“护佑众生”的现实愿望和需要，在统治阶级的准许下，很多隋唐寺院中一度出现了尚武之风。

　　隋代丹阳沙门智岩“雄威武略，智勇过人，大业季年，豺狼竟逐，大将军黄国公张镇州揖其声节屈掌军戎，奏策为虎贲中郎将，虽身任军师而慈弘在虑，每于弓首挂……伪郑大将，人马具全，按辔扬鞭，以枪地，厉声曰：若能拔得方共决焉，（智）岩时跨马徐来，以腋挟枪而去，次岩以枪地，彼摇再三不动，乃下马交刃，遂生擒之。”（见《续高僧传·释智岩传》）可见智岩“以腋挟枪”之法不凡，出家寺院的很多僧侣，原本就都是武功高强之人。隋唐时期受民间习武之风的影响，许多寺院僧人喜尚武艺和骑射之技，几乎在一些地方寺院中这些活动成为风气。《大宋高僧传·唐朔方龙兴寺辩才传》载：“天宝十四载，玄宗以北方人也禀刚气多讹风列刹之中，余习骑射，有教无类，何可止息，诏以才（辩才）为教诫，临坛度人。”由于在寺院中，余暇时的各色出家僧人练武活动极为杂乱，甚于到了一种不可“止息”的地步，这种“有教无类”的僧人习武之事，自然引起玄宗皇帝的警觉，不得不加以引导和节制，以防生变。唐代邺下云门寺武僧、稠禅师后世弟子慧休大师，武勇异常，威猛过人，亲率云门寺武僧助战相州（安阳）城。唐武德年间，慧休“在云门（寺），闻有斯事（农民起义军攻打相州），乃率学士二十余人，东赴相州，了无人物，便牢城自固，四远道俗，承休城内，方来归附”。事平以后，“曹公（徐世）为奏，具述休功，登即下敕，入贼诸州，见有僧尼，止留三十，相州一境，特宜依定，以事验人，休量难准。”慧休“春秋九十有八，见住慈润（寺），爽健如前，四众怀仰。”[4]慧休晚年,身体仍是“爽健如前”，显然，这与他平时在寺院中练功强身的实践分不开的。唐代比丘河东（今山西临汾）人法雅，幼为沙弥，异于常人，能通儒道诸子，尤喜权诡兵阵之术，高祖在长安时，偶遇雅于市井，奇其貌，与语，惊其好学聪慧，携之具往，出镇沙东，参与机要。后平定天下，敕雅住居化度寺。而突厥入寇，法雅遵以帝命，遂挑选京都诸寺武勇力壮僧人，组成部伍武僧，抗击强敌。僧兵，是隋唐时期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这对于中国武术史和中国军事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道宣《续高僧传》卷19载：“沙门雄情果敢，烽爟屡举，罔弗因以太原地接武乡，兵戎是习，乃敕选二千余僧，充兵两府。”这些历史上的武僧事例，从中反映出隋唐时期寺院僧人助朝征战之事，是目前我们对寺院武僧和僧兵史料的又一发现，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隋唐佛教寺院的习武活动提供了新的依据。

　　带艺出家入寺和古代寺庙的僧人武功

　　历史上与法雅相似的又一件武事是唐代沙门陇州（今狭西陇县）人道平，道平为奉天（今沈阳）兴国寺僧人，精于拳勇，徒众甚多，率为胡羌，皆通武功。安史之乱，唐肃宗立于灵武，道平率其徒赴殿前请命，誓以武功讨贼。道平还被拜为“大将军”，这在我国佛教史上十分鲜见，少林寺僧昙宗曾被称帝后的李世民封为“大将军”，（见少林寺内唐碑“唐武德四年太宗文皇帝敕授少林寺柏庄谷立功僧名”）但少林寺僧昙宗之“大将军”只是李世民后来给的一种名誉上的称号，并未在助战军中担任有大将军之职。在这一点上，确与道平不同。道平是以大将军之职亲自率领指挥僧兵作战，但在历史上昙宗之名远在道平影响之上，其原因就在于少林寺武以寺名，寺以武显，而名扬天下。奉天“兴国寺武僧”这一史料十分珍贵，其价值就在于透射出唐代寺院中的僧人尚武活动，几乎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历史现象。

　　隋唐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出家僧徒中就不乏武勇之人。梁慧皎《高僧传·释慧进传》载：“释慧进，姓姚，吴兴人。少而雄勇，任性游侠。”他们在其出家前，就已喜尚武勇之事，或为出自军中行伍的久历沙场猛士。释智称，俗姓裴，“幼儿慷慨，颇好弓马”，17岁即随军征战，“每至交兵，血刃未当”，勇猛异常，“事宁解甲”，36岁时，“深生感悟”，出家为僧。（慧皎《高僧传·释智称传》）释慧布，姓郝氏，“年十五，处于江阳，家门军将，时有戎役，因愿领五千人为将，清平寇塞，岂不果耶，众韪其言，十六遭兄亡，悟世非常，思解俗纲，亲眷知有武略，咸不许之。二十有一，方从本愿，既蒙剃落。”（道宣《续高僧传·陈摄山栖霞寺释慧布传》）释法朗“家雄六郡，气盖三边，少习军旅，早经行阵……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于青州入道，游学杨都就大明寺宝志禅师。”（道宣《续高僧传·陈杨都兴皇寺释法朗传》）他们带艺入寺，武功不凡，山林静地，佛门僧院，成了他们习武练功的绝佳境地。道宣《续高僧传·梁益州罗天宫寺释宝渊传》又载：“（宝）渊酷好蒲扑，使酒挟气，终日狼忙无所推下……后来寺库犯官，渊自恃名高，一州为物所让，以身代当，强悍不弭。”酷好这种相扑等武艺的僧人，平日常在一起习武练功，角力打斗，一旦事发，便以其强悍的武勇之名，来维护寺院的安全和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