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发展中所伴随的僧尼的增加、所占土地的扩展和所享有的免租赋特权的扩大，都会对中央集权和世俗地主阶级的利益带来危胁。南北朝时仅北方的僧尼就达200多万，北周灭佛之后不久，迎来隋朝佛教的大发展。唐初，太史令傅奕多次上疏建议灭佛，认为佛法害国害政，不忠不孝，逃避租赋，应当下令让僧尼还俗。对此，僧人法琳等人出来护法。法琳著《破邪论》进行反驳，说佛法"近则安国利民，远则超凡证圣，故能形遍六道，教满十方，实为世界福田"（《广弘明集》卷十一）。然而唐初没有下令灭佛。唐太宗虽表示"至于佛教，非意所遵"（《旧唐书》卷六十三《萧?传》），但出于政治的需要仍然在各地建寺度僧，支持佛教事业。此后诸帝也都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佛教传播。到唐中后期，在佛教势力高度膨胀的情况下，有不少人提出排佛之议。此时儒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出现革新儒学的思想动向。韩愈（768－824）在《原道》、《原性》中提出了自己的儒学主张，以仁义道德作为"先王之道"，说它"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韩愈以继承此道统自任，主张按照《大学》所说的那样，依据仁义伦理修身正心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在《原道》和《论佛骨表》中对佛教极力排斥，说佛教是"夷狄之法"，不利于纲常伦理之教，应当加以取缔。到了宋代，从周敦颐开始，中经程颢、程颐，直到朱熹、陆九渊，建立了以论天道、性命为中心的道学（包括所谓理学和心学）。这种新儒学是在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把佛、道论证本体、心性的方法与儒家传统的人性伦理学说巧妙地融汇一起；以新的角度对《大学》、《中庸》进行诠释，把修身成圣与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新儒学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在文化思想领域造成对佛教绝对压倒的优势。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虽有不少曾出入佛老，但一般对佛教都采取批判的态度。北宋欧阳修（1007－1072）慕韩愈排斥佛老，著《本论》三篇，说佛法成为中国之患达千余岁，是趁三代之后"王政缺，礼义废"的时候传入的，称之为"奸邪"，认为"礼义者，胜佛之本也"（见《佛祖统纪》卷四十五）。

　　 在此情况下，佛教如何对应？宋元时代出了几种系统的护法著作，主要是针对韩愈、欧阳修和宋儒的排佛论而展开论述的。。大体说来，著者都依据三教一致的思想进行自我辩解，说佛教戒律与儒家伦理相通，可以对民众进行教化，并结合时代特点大谈心性问题。现仅概要介绍几部著名的有代表性的著作。

　　 张商英（1043－1122）字天觉，号无尽，禅宗临济宗居士，曾参庐山东林常聪、南昌兜率从悦，徽宗时先后任尚书右丞、左丞、尚书右仆射。所著《护法论》对于韩愈、欧阳修的排佛论提出非议。主要观点有：（一）儒者不读佛书，不知佛教的深旨而妄加排佛。佛教不反对从世俗事务，主张"一切烦恼，皆是菩提；一切世法，无非佛法"，不能说佛法为"中国大患"。（二）批评佛法是"夷狄之一法"的说法没有根据，又用不少高僧高寿的事实批驳佛教促寿之论。（三）佛教僧尼从事修行和教化，宣传善恶因果和其它教义，可以起到"小则迁善远非，大则悟心证圣，上助无为之化，密资难报之恩"，实现"极治之世"。禅僧从事普请劳动，并非不劳而食。（四）三教一致，在教化民众方面各有所重，共同发挥作用。"群生失真迷性，弃本逐末"，三教如同三种对此进行治理的药，"儒者使之求为君子者，治皮肤之疾也；道书使之日损损之又损者，治血脉之疾也；释氏直指本根，不存枝叶者，治骨髓之疾也"。又说，儒者言性，而佛者见性；儒者劳心，佛者安心；儒者贪著，佛者解脱；儒者有为，佛者无为；儒者分别，佛者平等……儒者治外，佛者治内。结论是："三教之书，各以其道，善世砺俗，犹鼎足之不可缺一也。"但依之行事所达到的效果是有高低之分的，或成为"名教君子"，或成为"清虚善人"，或达到解脱。如同其他佛教学者的言论一样，对于儒家在现实社会占据支配者的地位是充分肯定的，说佛教优越也只是指它的出世教说方面。

　　 契嵩（1007－1072）是北宋云门宗禅僧，从瑞州洞山晓聪受法，后住杭州灵隐寺，对禅宗史书重加考核审定，著《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论》，在嘉?六年（1061）入京进献仁宗皇帝，敕入《大藏》。此前两次上书皇帝。契嵩所著《辅教编》的本意是会通佛、儒，以助教化，因内广论心性问题，也自称是"性命之书"。全文分＜原教＞、＜劝书＞、＜广原教＞、＜孝论＞等篇组成。现仅介绍三点内容。（一）说万物有性情，人生是由于有"情"，而情以"性"为本。但情有善恶，人人所具有的"情习"（相当于情欲烦恼）有厚有薄，根机有大小。因此"圣人"（佛）设五乘之教：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其中后三乘是出世之教，不为一般人理解。重点是介绍前二乘，认为推行此二乘于天下，则可以坐致太平。说人乘修五戒，死后可再转生为人；天乘修十善，死后可生到天上。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五常仁义"是一致的。对于宋代特别提倡的孝道，特辟篇章加以论证，说孝是"戒之端"，"天地与孝同理"，能够做到五戒就是实践五常，就是孝行。（二）结合时代特点，把佛教的心性论与儒家的性命学说结合起来，说"心也者，圣人道义之本也；名也者，圣人劝善之权也"，批评当时儒者不知不信自己具有与佛相同之"心"，而只是认为"适义为理"，"行义为道"，实际所实践的不过是"外事中节之道理"，未能得到"圣人之大道"、"大理"；如果得到此大道、大理，则可如牟子所说"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则充乎天地"，"世道者，资佛道而为其根本者也"。这里所说的"心"、"大道"、"大理"即是佛教的真如佛性，认为可以作为修身、治国的根本依据。（三）提倡佛教与儒教、百家一致，说"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圣人各为其教，故其教人为善之方有浅有奥，有近有远，及乎绝恶而人不相扰，则其德同焉。"各教互相补充，相资以广，"天下不可无儒，无百家者，不可无佛。亏一教则损天下之一善道，损一善道则天下之恶多矣"。因为各教所根据的是"圣人之心"，所以所行无有"不是"；如果仅从各教之"迹"来看，则不能"无非"，重要的是应当"贵知夫圣人之心"，其用意是反对儒者攻击佛教。契嵩当时在朝廷要员当中广泛活动，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