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儒者编录道学名家周敦颐、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谢良佐、刘安世、杨时中、张九成、吕祖谦、朱熹等人的部分论天道性命和排斥佛道二教的言论，题为《鸣道集》。金朝李纯甫（1185－1231），字之纯，号屏山居士，著《鸣道集说》，以"屏山曰"的形式，对所录217种见解进行驳斥，阐释佛教义理。《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选录其一部分，现有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的江户时期享保四年刻本，但仅录宋儒言论181条。这里概要介绍其部分内容。（一）张载责难佛教流传中国之后，蒙蔽世人，以为"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造成人伦不察，庶物不明。对此，屏山反驳说："自孔孟云亡，儒者不谈大道一千五百年矣，岂浮图氏之罪耶？至于近代始以佛书训释老、庄，浸及语、孟、诗、书、大、易，岂非诸君子所悟之道，亦从此入乎？"这是切中要害的。儒学是在受到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的影响才建立自己的天道性命的新学说的，张载反过来批评佛教阻碍儒者认识天道人伦，是没有道理的。（二）针对程颢说佛教出家出世"绝伦类"、"脱世网"的批评，说程颢仅了解小乘，而不知大乘圆教教理，其实佛教并不排斥世俗事务，"不以世间法碍出世法，不以出世法坏世间法，以世间法即出世法，以出世法即世间法，八万四千尘劳烦恼，即八万四千清凉解脱"，佛与菩萨即在众生之中。（三）刘安世（元城）从儒佛一致角度表示，孔子与佛之言"相为终始"，但孔子"以三纲五常为道，故色色空空之说，微开其端，令人自得尔。孔子之心，佛心也"，如果否定三纲五常，将有祸乱，就不是佛心，"故儒释道其心皆一，门庭施设不同耳"。对此，屏山说他讲的虽有道理，但因为没有了解"华严圆教"之理，不知三纲五常已经在佛开创的"人天乘"、"菩萨道"之内，佛法本来不离世间法，引证求那跋摩对宋文帝之语："王者学佛不同匹夫，省刑罚则民寿，薄赋敛则国富……"（四）朱熹批评佛老认为在"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之外，别有一物，空虚之妙不可测度"，以领悟此物为究竟。屏山反驳说，朱熹实际上已经忘记儒家经典中早就有"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之说，竟把言空虚之理者斥之为"佛老之说"。即使是佛教，也非全讲空虚之理，而认为"色既是空"，并不认为在有之外，别有个空。他并反对认为佛、儒是"二家"，佛教为"无用之学"的说法。

　　 最后简单地介绍一下元代刘谧的《三教平心论》。刘谧自称"静斋居士"，所著《三教平心论》二卷，详论三教一致，表示在论三教时"不可以私心论，不可以爱憎之心论，惟平其心念究其功"，如此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他反对韩愈、欧阳修、张载、二程和朱熹的排佛言论，认为三教各有所司，功能虽有不同，但皆可引导世人为善。他说："儒以正设教，道以尊设教，佛以大设教，观其好生恶杀，则同一仁也；视人犹己，则同一公也；惩忿窒欲，禁过防非，则同一操修也；雷霆众聩，日月群盲，则同一风化也。由粗迹而论，则天下之理不过善恶二途，而三教之意，无非欲人之归于善耳。"此后他分别对三教进行介绍，说儒教以正纲常，明人伦，实施礼乐刑政为职志；道教教人清虚自守，归于静默无为之境；佛教教人舍伪归真，自利利他，受到民众皈依，三者皆不可废。然而，刘谧实际仍认为佛教优于儒道二教。他先从三教的最后可以达到的结果来说，儒教不过是"垂功名"，道教是"长生"，而佛教却是"断灭生死，究竟涅槃，普度众生，俱成正觉"；再从流行范围来说，儒教只行中国，道教可行天上人间，佛教则可"尽虚空，遍法界"。又说儒道二教只是"世间法"，而佛教是"始于世间法，而终之以出世间法"，在世间法中有五戒、十善，与道教的"九真妙戒"，儒教的五常是一致的。总之，佛教与儒教并不相违背，皆教人舍恶趋善，可以有助于世教，使天下坐致太平。

　　 中国古代的儒者的身份或官或民，情况不一。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儒家的最高政治代表是皇帝，其次是从中央到各级的政府官员，再其次是普通的儒者。佛教僧俗学者的护法著作，就是面向这些人，特别是面向其中的当政者的。从整体来说，中国汉地佛教没有直接或间接左右政权，是处于儒家的依附地位的。由此不难理解，上述的护法著作的作者虽然作为佛教方面的代表，但不得不向儒家方面主动靠拢，反复表示和审辩：一、承认儒家在思想、政治领域的绝对支配地位；二、强调佛、儒一致，佛教不仅不否定儒家的纲常伦理，而且自身的教义中就具有这方面的内容；三、对于儒家受佛、道二教影响而建立新儒学，积极地用佛教的心性理论进行迎合和解释；四、表明佛教无论在贯彻五戒、十戒的戒条伦理方面，还是在宣传善恶报应等教义方面，都可以辅助国家用纲常名教教化民众，维护社会安定秩序。自然，他们也反复论证佛教比儒、道二教优越，但所强调优越的地方是佛教的出世之教。这对于儒家不能构成丝毫的危胁，而正是这一点，是常被儒者讥笑为空寂无用的地方。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整体上说中国儒教与佛教能够长期和平相处，虽有争论，又能互相吸收，互相补充，从而共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各自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