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恶人得福长寿、善人致祸短命的现象，这就不免启人疑窦、授人口实，对佛教善恶报应说产生怀疑。为此，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高僧慧远依据《阿毗昙心论》中“若业现法报，次受于生报，后报亦复然，余则说不定”的偈语，撰成《三报论》，系统地发挥了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学说，指出：“经说业报有三：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三报”说不但克服了以往“一世报应说”的缺陷，也解决了中国传统道德始终无法解决的困惑。佛教因果报应学说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不仅许多佛学高僧对此进行了阐发，而且佛教冥界报应以及由此衍生的地狱情景被编成故事、写进小说、绘成壁画、塑成泥雕，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佛教因果报应说产生的道德约束力，不但对现世、还对来世发生作用。在这种道德说教的影响下，上至统治阶层，下及普通百姓，害怕来世投胎为畜牲受苦受难，因而产生怵惕之心，不断警省，去恶从善。于是，千百年来佛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一直成为中国人维护道德伦理的精神支柱（注：参见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论稿》第三章“中国佛教道德”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慈悲精神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佛教道德是以利他平等为旨趣的。这种利他主义道德观，在佛教中称为慈悲。《观无量寿经》上称“佛心者大慈悲是”，即是说佛教以慈悲为本。慈悲者，怜爱、怜悯、同情之谓也。在梵文里，慈与悲本来是有分别的，《大智度论》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慈心是希望他人得到快乐，慈行是帮助他人得到快乐。悲心是希望他人解除痛苦，悲行是帮助他人解除痛苦。这种佛教利他主义道德观的具体实践是布施。《大乘义章》卷12中说：“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布于他，名之为布；辍己惠人，目之为施”。在大乘佛教菩萨“四摄”、“六度”中，布施者皆列为第一。布施一般分为财施、法施和无畏施。财施主要是对在家人而言，其中以金银财物、饮食衣服等惠施众生，谓之外在施；以自己的体力、脑力施舍于人，如助人挑水担柴、参加公益劳动等，称为内在施。法施主要是对出家人而言，即顺应人们请求，说法教化。无畏施是指急人所急、难人所难，随时助人排忧解难。布施的极端即是舍身，如佛经中所说舍身投虎、割肉贸鸽等故事即由此而生。布施的行为完全出于怜悯心、同情心和慈悲心，而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具有利他的性质。

　　 中国佛教主要是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慈悲成为中国佛教最主要的道德观念。在深受佛教熏染的中国人眼里，布施以及基于博爱思想的不杀生是最主要的善行。不过，佛教在传布中国时有一个逐渐中国化的过程，为了迎合中国人的需要，尤其是为了调和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柱儒家学说的矛盾，一些高僧在翻译、传播佛经时往往加以变通与调整，注入了不少中国传统思想的成分。与此相应，原始佛教的慈悲观在中国也发生了变化。其于利他平等的慈悲精神的布施行为，转而以福田思想指导（注：参见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论稿》第三章“中国佛教道德”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种以利己目的和现实利益出发的福田思想，成为南北朝及唐宋佛教慈善事业的直接起因。明清时期的善会、善堂，或者创设于寺庙、由僧人管理，或者由那些信佛的地方“善人”出面筹资创建，也无不说明了佛教与慈善事业的密切关系。

四、民间善书所宣扬的道教思想

道教思想中也不乏劝善去恶的嘉言，如《老子》一书中就有“施恩布德，世代荣昌”、“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形，呼之应声”等。而道教劝人之言的深入民间，则得益于善书的广泛流传。

所谓善书，是指宣扬伦理道德，以劝人为善为宗旨的民间通俗书籍。善书的出现，据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屡被《左传》、《国语》、征引的《语书》。秦汉之际问世的《孝经》以通俗的语言，阐述了儒家所主张的孝道，可以视为儒家善书鼻祖（注：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前言”，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其后，善书作品逐渐增多。宋代以降，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善书的刊布流传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明清之际，社会剧烈动荡，一方面皇帝失德，阉党专权，朝纲紊乱，政治腐败，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地区城市中正蕴育着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不断地冲击着旧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扶世教、救陋俗，用通俗语言作成的善书被大量的编纂、重刊，出现了再度兴旺的情况（注：关于明清之际善书的流行情况，可以参见洒井忠夫：《中国善书的研究》，弘文堂1960年。）。

早期善书的内容，只是一些简单而零碎的宗教道德观念。东汉中叶产生的道教揉合了儒家的纲常伦理观念和佛教的善恶报应思想，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体系，并在善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善书的内容虽然包括了儒、佛、道三教，却是以道教思想为主体的。

宋代出现的《太上感应篇》是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著名善书。由于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大力提倡，加上为之作序、作注、作图赞的文人名士“纷起云集”，“乐善者复刷印以分贻朋好”，故而几百年间流布日广，“至于家有其书”，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被公认为道教善书的集大成者，与《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并称为“善书三圣经”。善书集中反映了“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的道教宗教伦理。它宣扬“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算尽则死。”（注：《太上感应篇》，引自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第3页。）对于得善者，“加福增寿，添了益孙，灾消病减，祸患不侵，人物咸宁，吉星照临。”（注：《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引自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第8页。）而对于作恶性之人，“大则夺纪，小则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心实之”，“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注：《太上感应篇》，引自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第2页、第5页。）因此，人们要想生活美满，长生成仙，必须积德行善，如《太上感应篇》中所说的：“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与儒家和佛教所进行的道德说教不同，道教善书往往通过列举大量行善获福、作恶遭殃的事例来达到劝化世人的目的。应该说明的是，道教的善恶报应思想不同于佛教，它强调的是现世报、立地报和子孙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