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书继承了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的“承负”说，把善恶报应归结为“近报在身，远报子孙”（注：《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引自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第9页。），即善恶报应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有迟早而已。而且这种报应不在来世，而是今生或子孙后代。与行善积德思想相应，善书倡导以仁爱侧隐之心利物济人的慈善行为。它劝导富有者要“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济人之急，救人之危”，“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施医施药、戒杀放生、代育弃婴、创立义学等（注：《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分别引自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第4页、第7页。），以此积累功德，获致善报。从明清时期善书的盛行情况，可以推知其对民间慈善活动兴起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基于重民保民的民本主义思想和儒家仁义学说，历代统治者或者作为仁政的一个表现，或者为了钓取仁义君主的虚誉，大都注意对鳏寡孤独残疾贫病之人予以救助。而佛教传入以后，基于佛教的慈悲观念、善恶报应思想及其延伸福田思想，在南北朝及唐宋时代，先后出现了“六疾馆”、“孤独园”、“悲田养病坊”及福田院等慈善机构。宋代以后，儒、佛、道三教出现合流趋势，尤其在道德伦理方面，佛、道二教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三教合一，宣扬以仁义为中心的王政思想，要求人们行善积德。以上诸方面构成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由于上述诸方面的合力，加上社会因素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不断趋向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