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阶段特点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一般将近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09年—1949年；第二阶段：1950年—1978年；第三阶段：1979年至今。笔者认为，第一阶段可以从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算起（理由见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而第三阶段应该以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和第一次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举行为标帜， 1978 —1982年这四年为过渡时期。每一阶段又都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及特点。郝春文教授在《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文（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1 期）中对此已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与分析，我只是在郝文的基础上，主要将自己对各阶段研究特点的理解作些概要的说明。
　　 第一阶段（1900—1949）：这一阶段可以以1925年《敦煌掇琐》的出版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以搜集、刊布间接获得的敦煌文献资料并加写按语、跋语、提要等著录古籍的传统方式为主；后期则以直接到国外寻访流失的文献与实地考察并重为主，注意利用敦煌资料对史实进行考订、补证，开始出现按类别或专题对历史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进行系统化整理与研究的趋向。在研究范围上，对唐、五代及宋初西北史地资料，对传世经典史籍，对宗教文献、法律文献、社会经济文书等，几乎都已开始涉及，这就为今后全面开拓敦煌文献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对语言与文学方面新材料的整理与研究，由于有王国维、罗振玉、刘复、郑振铎等著名学者的努力，最为引人注目。这一阶段的研究表现出半开放的特点：（一）一方面从外国学者提供的敦煌文献材料入手，一批中国学者不辞劳苦亲赴欧洲抄录与拍摄流散出去的敦煌写本；另一方面，由于后期从海外搜寻到的这些材料大多未及时公布，研究仅局限于少数学者，中外学者间的交流并不多。（二）中国学界开始重视通过实地考察获取新材料，注意将文书与实地踏查相结合，开始注意用文学材料来研究历史问题。尤其是1927年中瑞（典）联合西北考察团、1942年西北史地考察团及1944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 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需要指出的是，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藏经洞所出文献的整理分析上，在40年代之前，敦煌石窟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对石窟艺术的研究并未正式开展。
　　 第二阶段（1950—1978）：这一阶段以196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我国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及莫高窟保护与研究的条件都开始得到改善。一是通过交换，北京图书馆于1957年得到了英藏敦煌文献S.6980号以前的成套缩微胶片；二是王重民、刘铭恕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于1962年正式出版；三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常书鸿先生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以壁画临摹为基础的研究工作。关注文物保护、注意工具书编制、重视理论指导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倾向，而且对文学材料、瓜沙史事、社会经济资料的研究均取得突出成绩，也进行了一些带有阶段总结性的工作，如《敦煌曲子词集》（1950）、《敦煌曲校录》（1955）、《敦煌古籍叙录》（1958）、《敦煌变文集》（1957）及《敦煌资料（第一辑）》（1961）等书相继出版发行。后期由于“文革”浩劫，我国大陆地区的敦煌学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而港台地区的学者则加快了研究步伐，有不少成果问世。这一阶段的总特点是从半开放又回到了全封闭，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几乎全部中断。
　　 1976年秋，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文革”的余绪则一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之后的五年间，随着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教学与科研逐渐恢复生机；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开始实行，我国学术界也迎来了希望，与国外的学术文化交流也开始恢复与扩大。这样，就为重新开展敦煌学研究从资料整理、人员培养、机构建立等各方面作了准备，使这五年成为向第三阶段过渡的重要时期。
　　 第三阶段（1983年至今）：这一阶段也可分为两个时期，从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宣告成立到1987年1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前期，1988年至今为后期——我又称之为敦煌学研究的新时期。这一阶段的总情况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学术研究新的春天到来之际，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应运而生，建立与健全了敦煌学研究的一些专门机构，研究队伍迅速扩大，举办了多次全国性、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中外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敦煌资料的整理、刊布与利用的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改善，研究工作也呈现出多样性的、开放的特点，敦煌学的各分支学科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在着重具体介绍本阶段后期（新时期）的成果与特色之前，先对涉及前期研究工作的三个有不同认识的问题谈些个人的意见：
　　 （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的意义。1983年8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宣告成立。学会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团体，而且也为联系与团结全世界的敦煌学专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敦煌学”这样一门国际性的显学举起了一面团结、合作的大旗。学会成立后紧接着举行的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也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盛会：一方面，会议提交了一批有相当学术水准的论文，显示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新起点、新高度；另一方面，在老一辈著名学者的亲自指导与扶持下，一批奋发有为的中青年学者在这次会议上崭露头角，预示了中国敦煌学发展的潜力与希望。
　　 （二）国际间学术交流的均衡性问题。从1985年开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与敦煌研究院相继举办了多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会各国代表之多，讨论气氛之热烈，形式之多样，论文之丰富，在国际敦煌学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到国外去调查流散的敦煌文物，交流信息资料的渠道开始畅通，一些中外合作的项目开始商议实施。这些学术活动，既雄辩地向世人证明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断言，也进一步发展了敦煌学的国际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敦煌文物保护及敦煌学研究中开展实质性的国际间的合作交流不仅才刚刚开始，而且还是不均衡的。由于各种原因，国外学者请进来的多，国内学者走出国门的相对较少；有的国家与地区交流得多，有的国家与地区交流得少；一般性的成果交流多，实质性的合作研究较少。尤其是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在掌握国际研究动态、信息上的条件还远远比不上国外及我国港、台地区同行。这种现状是亟须改变的。
　　 （三）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中心与协作问题。经过几代学人的传承与努力，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已在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若干个各有侧重与特色的基地，如敦煌研究院及兰州各院校的敦煌石窟艺术、西北史地的研究，浙江杭州的敦煌语言文字的研究，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的敦煌宗教、礼俗文化的研究，武汉大学及新疆有关研究所、高校的吐鲁番学研究等；而北京则由于人材集中且结构合理、资料相对完备、交流便利、信息灵通，仍是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最重要的基地。考虑到种种历史与现实的状况，也考虑到一门国际性、综合性学科的特点与发展需要，我认为如再提出“敦煌学研究中心在某地”是很不适宜的。北京的研究机构与人员，应努力加强与各地的联系与交流，认真学习各基地的长处，为各地信息流通与人才培养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各地方基地努力发挥与发展自己的特长与优势，避免采取地方封闭主义与保守主义，应努力支持资料交流与人才流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则应起到团结与协调作用，集中资源，加强协作，求得整体发展。同样，各基地及其他一些城市中的研究队伍，也应该团结协作，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成立“敦煌学研究中心”，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我始终认为，正因为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性、综合性的学问，所以敦煌学的兴衰与是否进行开放性的研究息息相关，各相关机构、人员间的团结协作尤为重要。同样，国外的敦煌学研究，亦与中国学术文化的开放相辅相成，这也已为近百年来敦煌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