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显著特色与展望

　　 1988年8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规模较大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季羡林会长在会议开幕式上正式提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同，从此敦煌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0年来，新时期的敦煌学研究有以下显著特色：第一，我国敦煌学界与国外相关机构及同仁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大大加强，尤其是进行一些实质性合作的项目范围扩大，计划性增强，成果显著。第二，研究的总体实力大大增强，尤其表现在研究队伍渐趋年轻化并相对稳定，以往薄弱的环节（如对涉及藏外佛经、道教、体育卫生、乐舞、天文历法等方面文献及艺术形象的研究）得到重视与加强，全面系统地整理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更科学地进行深入研究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第三，敦煌学界与出版界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大大加强，为编辑出版高质量的文献图录书、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及普及读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外的一些重要著作也相继译成中文出版。1995年8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专门举办了出版研讨会，对敦煌学图书的编辑出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下面就将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作些简要的介绍与分析。
　　 1.经过中外学术机构与专家的通力合作，尤其是中国出版界的不懈努力，一批全面刊布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大型图录本陆续问世。继英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发行之后，从70年代末开始，法藏及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亦先后发行，我国台湾的黄永武博士又据胶片影印了图录本《敦煌宝藏》，学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得到改善。但是，已公开发行的缩微胶卷阅读、辨认不便，《敦煌宝藏》的图版质量与编辑水平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从80年代末开始，先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发起并组织了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一道与英国方面合作，派专人赴英重新拍摄英藏敦煌文献，精心编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采用新技术制版印刷，从1990年至今已出版8 开本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14册，第15册为总索引，正在加紧编制之中。上海古籍出版社也从1992年底开始陆续出版了与俄国、法国及国内一些收藏单位合作编辑的大型图录本，目前已出版发行的有：《俄藏敦煌文献》11册、《俄藏敦煌艺术品》2册、《法藏敦煌文献》10 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4册、 《俄藏黑水城文献》5册。此外，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博物馆合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全四册）也于1992至1997年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艺术类图录书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由敦煌研究院与江苏美术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敦煌石窟艺术》丛刊，该书采用分洞窟编排（每一洞窟的艺术品不论巨细悉行收入）的方法，且附有不同洞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艺术品的图版比较，受到研究者与文物保护界的一致好评。上述图录本的出版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1 ）都是在中外学者进行了实质性的通力合作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而且都由国内外一流专家承担主要工作；（2）都体现了学术界与出版社的密切合作；（3）由于编辑水平高、印制装帧质量上乘，都受到了学术界与出版界的同声赞誉，成为近几年来评选国家图书奖中的佼佼者。
　　 2.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与专题研究的成果引人注目。近10年来，敦煌文献的分类辑校工作也已全面展开，一些质量较高的辑校注释本纷纷面世。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1983年成立了由周绍良等10位专家组成的“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从80年代末开始抓紧实施“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的编纂工作，历时8年多，在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 到1997年底已出版有关天文历法、表状笺启书仪、社邑文书、佛教经录、赋汇等五种6册，另五种6册也于1998年底前正式出版。这套书全部采用手写影印，更易反映写卷原貌，避免排印错讹，而且因为整理者多是某一方面文献研究的专家，又附有较规范的学术论文，这就大大提高了所整理资料的研究价值。此外，藏外佛经、变文、诗歌、碑铭赞、愿文、音韵、医药、乐谱、舞谱等诸多方面文献的整理刊布也分别取得成绩，使整个敦煌文献的整理工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空前繁荣的局面，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一些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与论文也相继问世，内容涉及西域史、归义军史、于阗史、吐蕃史、高昌史、莫高窟史、礼俗文化、法制、官制、地理、乐舞、体育、军事、经济、宗教、婚姻、天文历法、书仪以及藏文、回鹘文和粟特文文书等众多方面，许多成果已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3.敦煌学工具书的编制有了全面的长足的进步。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世界上第一部敦煌学的专科辞典《敦煌学大辞典》的编纂出版。这部包含敦煌学十几个门类、200多万字的辞典， 是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组织并具体实施编辑出版工作的，经过百余位专家学者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其间数易其稿，先后修正校订不下十遍，终于在1998年底出版发行。这部辞典的问世，不仅科学地回顾了敦煌学百年的发展历程，准确地反映了世界敦煌学研究的全貌，而且也向世人显示了中国敦煌学研究者的整体水平与协同作战的能力。
　　 4.敦煌学普及读物的编写出版工作有所加强。在80年代以前，像潘絜兹《敦煌的故事》这样的适合大众阅读的书可谓寥若晨星，这也是造成敦煌学“显学”与“冷门”这种强烈反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敦煌学的普及读物，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三类内容。两个层次为：第一，适合初、中等文化程度读者阅读的介绍性读物；第二，适合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读者（包括爱好者与研究者）参看的具有一定学术性的著作。三类内容是：（1）介绍敦煌历史地理、文化艺术；（2）介绍敦煌学的形成发展及其他相关知识；（3）敦煌文献的选读、选注本。从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姜亮夫的《敦煌学概论》（1985）、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学作品选》（1987）及《文史知识•敦煌学专号》（1988），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引来了90年代一批高质量普及读物的陆续问世。举其成系列者，有台北新文丰公司所出的“敦煌学导论丛刊”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印行的“敦煌吐鲁番艺术丛书”。这两套书的作者均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领域中有成就的学者。前者为入门性质的学术专著，作者大多为大陆地区名家，且内容精当、文字简洁，以深入浅出为特色；后者为艺术类论文选编，以中青年学者的近期论说为主，辐射面广，附有一定数量的插图，十分有益于初学者。“导论丛刊”因在台湾地区发行，流传不广，影响面受到局限，不免遗憾。相比之下，台湾洪叶出版公司购买版权，将大陆所出刘进宝的《敦煌学述论》在台湾印行繁体字本推广，即为明智之举。
　　 回顾成绩，展望未来，我们在充满信心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此，郝春文教授在他的那篇回顾与展望的长文中已有较具体与中肯的叙述。我下面只是再强调以下四个有待加强的方面：
　　 第一，宏观、整体地把握文献资料的意识有待加强。对于内容特别丰富、复杂的敦煌文物、文献来讲，过去开展的整理、研究侧重“分而治之”，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而我们始终不应忘记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目前对各类、各专题、各分支学科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即使是对某一分支学科内材料的研究，也往往是化整为零，对其作宏观、整体的把握也很不够。如敦煌文献中文学类资料，过去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各种体裁作品的辑佚、整理、考释方面，进入90年代后，一些研究者合作编写了《敦煌文学概论》，使得研究工作开始了质的飞跃。又如本文前面提到过的要真正科学地认识藏经洞历史文化背景这个重要问题，就必须对全部藏经洞文献进行整体把握与全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