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华山佛教是佛教徒弘通世俗，导化、融合儒道的产物，九华山就是释儒道互动下形成的佛化自然。作为一种文化化自然，九华山千百年来承载着民间对地藏精神的信仰，这种信仰及其活动又繁衍了特定的九华山的文化。诚然，九华山佛教及其文化的形成、发展并非单纯的文化现象，有着极其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原因。本文试图从文化学角度综析现有关于九华山佛教的可信资料和研究成果，将“莲花佛国”（微观的宗教宇宙）及其佛教（以佛经和佛事活动为主要表现）置于东晋以来江南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中，通过对金地藏佛教思想和九华山佛教演变与发展的梳理，通过对九华山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关系的考察，揭示出九华山佛教文化所体现出的精神特质，探究其历1600年不衰的文化底蕴，进而发掘、提升出它的当代文化意蕴。

一、历1600年不衰的文化底蕴

九华山佛教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期间它虽呈阶段性地时盛时衰，潮起潮落，但跨1600年至今而未衰。这种周期性兴衰交替与长程的总体上不衰现象，究其原因除了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态度与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与阶级矛盾（如战乱）状况等直接相关联外，还有作为文化现象的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内在底蕴。

（一）九华山佛教的传入及其演变

 限于篇幅，不可能对各个朝代的九华山佛教做一番详细的考证，而只能对九华山佛教做粗线条梳理。大致分为五个重要阶段：

1.早期传入（东晋末至中唐之前）。虽然佛教从西汉末就传入中国，但因九华山地处僻壤，远离政治经济中心，整个九华山只是道家修真的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三十九地①。今天九华山的“真人峰”、“葛仙丹井”、“葛仙洞”被认为葛洪等人修行的遗迹。陵阳县令窦子明，及其后的子安白日升仙等广为流传的神话，折射了早期九华山只是仙家修行地之一。据明代编《池州府志》，清代《九华山志》等文献记载，“东晋隆安五年（即401年），天竺僧杯渡禅师来山传经布道，创立茅庵”，《安徽通志》卷四十载，“晋隆安五年，杯渡禅师创寺于九华山”。百年后的503年，有僧人伏虎，居拾宝岩，建伏虎庵为道场。唐开元（713-741）末年，“有僧檀号，张姓，自郡馆至，为乡老胡彦请住，广度男女；触时豪所嫉，长吏不明，荧其居而废之”。该时期，佛教凭“特异功能”（如杯渡）或凭“乡老”举荐（如檀号），虽播下了佛教的种子，但未能常住九华。

2.佛教立足九华（中、晚唐）。唐开元末，金地藏卓锡九华，“洞居涧饮”闭目苦修，感动诸葛节等人，买檀号旧地，建化城寺。金地藏圆寂后，肉身不坏，后人建肉身塔供奉，九华山化城寺被辟为地藏菩萨灵迹。地藏道场名声渐播。此间，佛教靠苦行感化，靠名僧奠定根基，而李白改九子山为九华山，更增添了九华山的名气。

3.南宋末禅宗的进入，明清“四大名山”之一。南宋末，临济宗、曹洞宗先后传入九华山，为九华山佛教输入了血液。其间有希坦等一大批诗僧组成的“九华诗社”及《九华诗集》；因反秦桧并遇迫害而名声大振，圆寂后被尊为“定光佛”的宗杲传经化城寺；北、南两宋，王安石、范成大等名臣墨客游览九华山；清初四帝弘佛，尤其是明代无瑕和尚，百岁圆寂，肉身不坏，封为“应身菩萨”，遂使九华山在明末清初为“江南诸山之冠”，成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此间佛教主要靠自身主动吸收新养分，名僧行持而兴。文人骚客的雅助、帝王的扶助，遂使九华山佛教至于鼎盛。

4.九华山佛教“结社”护教（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结社护教。成立“九华山佛学院”加强佛学研究与交流，广泛增进同朝、印、日等国外佛教界的交往。此间佛教对内主要靠自立自强、对外靠扩大交往，扩大国际影响。

5.建国后至今。从建国初“农禅两不误”到“文化大革命”浩劫。期间虽有佛教界鼎力支持“抗美援朝”的壮举，但佛教的正常活动受干扰；改革开放后，九华山抓住大好机遇，成立协会、建立佛学院、保护文物、开展学术交流，九华山佛教也随对外开放、旅游产业的兴起真正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