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维系九华山佛教文化的文化底蕴及其佛国文化特质的解析，旨在揭示其文化的当代的积极意蕴。如果我们推开、消解其宗教价值与宗教悲情，转而以作为文化的九华山文化的视角，透过其形成、成长历程的特点，就可以发掘并提升出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几点当代的积极文化意蕴。

（一）九华山佛教文化是一种在主导价值观导化下的消溶、兼融、创新文化。导化、消溶、兼融、创新构成了其内在成长、发展的动力机制。首先，它以自身主导价值观导化并消溶异质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导化中消溶异质文化，在消溶异质文化中导化；其次，在消溶异物文化的同时，兼融异质文化为我所用；再次在导化、消溶、兼融中融会贯通，创新出适应本土特征的本土新文化；最后，它始终重视“机缘”（时机）的把握，强调“对机设教”。佛教传入中国到禅宗的盛行，从佛教入九华到“莲花佛国”的兴盛的事实，充分显现了佛文化在异地、异质文化中“适者生存”的生存、发展动因。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尤其有着十分重大的启示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文化角度看）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激荡时期。所谓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各种文化如何在主导文化下整合，并进而创建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作者并非要美化佛教，也无意用佛教“启示”出新文化。但如何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条件、面对不同文化主体的利益、需求，文化地倡导（即不是简单抽象的说教）主导价值，“对机设教”导化、消溶异质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兼融各种文化的精华，融会贯通并创新出合乎时代主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正是我们必须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二）九华山佛教文化是一种有约束的，可协调的生态文化。佛教以灵魂的最终解脱为诉求，它贬低物质利益乃至肉体，视欲望、需求为“无名”。这固然是对现时代的反动。“无我”的主张更是对主体的彻底消除，也与现代社会的“个性”张扬相悖。但佛教并不主张离开世间别有解脱，正所谓“佛教出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16}“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17}，人之在世，肉身之累，欲求之苦，不仅无可免，而且甚至是必需的，否则何人要求解脱？可见，佛家之言生命虚幻、话“无我”是为破除世人“妄执”假我，以求般若解脱之智。然而未解脱前，身心健康是绝对必需的，无法得道。因此佛教反对自杀和杀生。只是教人看淡自我的同时正身、正语、正意、真正地善待生命：出家人要“清静少欲”，修头陀看行要“少欲知足”，菩萨“于欲而离欲”，不起贪着。实际上菩萨亦多情（菩萨为菩提萨的简称，意为有情的觉者），只不过菩萨之悲情是无私的、广大的，即所谓“同体之悲，无缘之情”。佛教反对杀生不只是为了不“造业”，而更重要的是培“解脱”，是般若智慧的解脱。以智慧之光，透脱欲求之无名，消融人、我、他者于同一体性，人、我、众生彻底平等。虽然这种般若智慧是神秘的，其对欲与需求的理解是片面的，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生命文化观导致主体的彻底失落，但是它蕴含的节制不合理的需求，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在今天无疑仍有价值。实际上这种文化导致了对寺庙处动植物的保护、而环境的保护又吸引人们观光游览，扩大寺庙的影响，这样，在不经意间形成了佛教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文化。

（三）它又是一种开放性文化。九华山文化本身就是中印、中韩文化交流的产物，是释道儒融合的产物。也是佛教内部相互交流的结晶，这种开放性对于文化发展的价值在今天已为妇孺皆知的常识。

（四）九华山佛教文化是诚信，践行（愿）与修证合一的悲情文化。撇开其宗教悲情，地藏精神就是彻底地、无私地服务众生的精神，并且哪里最困苦，哪里最需要帮助，便出现在哪里，其表现就是累劫中所表现出的“孝道”和舍己救人的精神。金地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对佛陀的教示的义理的献身诚信与修证精神赢得各阶层，尤其是就下层群众的供奉与膜拜，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道德传统的形成。对理想，对真理诚信与求证乃至舍身践行对人类的进步，对社会文化建设都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一个民族缺乏理想，缺少对真理的信念必将盲行、若没有文化的践行，则理想必将落空，若无求证的勇气与行为，则文化必定陷入僵化与迷信。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