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现代以来的终南山佛教及康寄遥、朱子桥对佛教遗存的保护 近现代以来，终南山佛教与全国佛教的发展情况基本相同，许多前代的遗存已不复可见。大的方面，受“庙产兴学”运动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影响，大量寺院被毁。之后有“土改”、“教改”等，僧众数量和寺院数量都进一步萎缩。“文化大革命”中，佛教被禁止，部分古迹作为文物受到保护。约从1979年宗教是否是鸦片的争论结束之后，开始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佛教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但也有不同的方面。据笔者的实地考察和检索方志资料，在清代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中，终南山佛教尤其是终南山北麓的佛教受到了惨重的破坏。另外，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中，能找到的碑石都被用去炼铁了，其中不少是佛教寺院的碑石。尽管屡经劫难，天灾人祸不断，但是终南山佛教的一些代表性寺院仍保留了下来，如草堂寺、香积寺、华严寺、净业寺、兴教寺、百塔寺等等。山间还有不少遗存的遗迹。遗产价值比较高的建筑，尤其是佛塔，都成为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尽管终南山的这些遗存的规模和影响已经不能和全盛时期相比，但仍可以从中看出终南山佛教昔日的辉煌，仍可以代表终南山佛教的神圣性和在信众心目中的感召力。1979年之前，民间力量在保护终南山佛教遗存方面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1979年之后，由于宗教政策的逐渐落实，相对来说，遗存保护和开发利用进入了比较有制度的进程。近现代以来，在保护终南山佛教遗存中，僧俗各界都有不少人士尽心尽力，其中不能不提到的是康寄遥与朱子桥两位。康、朱二人对复兴西北佛教作出了极大贡献，对保护终南山佛教遗存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这两位的生平事迹在《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中有比较全面的介绍。康寄遥(1880—1968)，西安临潼人，法名法真，因其常住西安市东关寂园，故亦自称“寂园居士”。少年时就学于陕西高级学堂，宣统元年（1909）负笈北京，入京师大学堂就读。1911年毕业后回陕参加辛亥革命，西安光复后任陕西省军政府财政司次长，后又相继担任过西北大学预科校长、国民党秦支部副部长等职。此后，他又热衷于发展实业。1921年在上海正式皈依净土名师印光法师，发愿辞去公职，复兴西北佛教。1927年，康寄遥和路禾父、吴文林、张玉山等成立西北第一所佛教居士团体佛化社，成立了讲经会、念佛会、佛教青年会、妇女观音会等组织。 1930年，陕西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朱子桥在上海募得善款，到陕西放赈。康寄遥对朱子桥赈济活动给予了全力支持和协助，从此开始了二人联手复兴西北佛教的历程。朱子桥(1874—1941)，名庆澜，字子桥，浙江山阴人（今浙江绍兴）。1928年，陕西发生严重旱灾，朱子桥来陕视察，同年迁居西安。近代以来，关中佛教祖庭古刹大多破败不堪，康寄遥和与朱子桥共同发起祖庭古刹的修复。比较大的事迹有1931年重修大慈恩寺、青龙寺，邀请在湖南弘化的宝生法师来陕主持大兴善寺，由他提供经费，整修大雁塔和殿堂，实行丛林制度。还主持修复了铁塔寺、泾阳大寺。对位于终南山的净土宗祖庭香积寺、律宗祖庭净业寺、三轮宗祖庭草堂寺等，都出资加以修复，并在终南山添置了几处茅棚，供入山修道者使用。还修葺了兴教寺玄奘塔、华严寺祖师塔。据说朱子桥瞻礼华严寺塔，见到元代重修碑内有“修塔即降甘露”的文句，便于塔前发愿“重修两塔，祝愿普雨”。不日天降大雨，朱子桥遂与佛教界人士动工修塔，并建房三间。其它寺院遗存，能力所及的也都予以支持修葺。另外，还发现并保护在西安城内卧龙寺、开元寺发现的宋版《碛砂藏》，联络释范成、狄荷贤、叶恭绰等人影印出版五百部，保护遗产，泽及后世。1941年元旦过后，朱子桥自临潼返回西安，感觉身体不适，嘱咐家人若有不测，愿埋骨终南山下。1月13日溘然长逝，终年67岁。陕西省下半旗示哀，各方均发来唁电，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派人前来吊唁。同年6月，遵其所嘱，安葬于长安县位于终南山的杜曲乡东韦村。1968年在台北善导寺，曾为朱子桥举行了90冥寿纪念会，众多高级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前往悼念。据说南韩总统朴正熙向朱子桥追赠了最高建国勋章。 四、终南的佛教名山、名寺概况 古代的长安佛教地位虽然重要，但延至今天，其遗存大都保存在终南山北麓地区。其中以长安区最多，影响也最大。终南山自西向东，由若干小的山峰和山谷（峪）组成，各有其名。现择其要者略作介绍，有王顺山、嘉午台、太兴山、南五台、紫阁山等。 王顺山，在蓝田县城东约10公里的普化镇旁，保存有上悟真寺、下悟真寺和水陆庵，下悟真寺为近年新建。上悟真寺在悟真峪西边的山崖上，俗称竹林寺；下悟真寺在悟真峪峪口外蓝水南岸；水陆庵在山下，三面环水，形似孤岛。水陆庵最引人注意，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明代数千尊彩色泥塑而著名。壁雕共四部分：一为南山墙；二为北山墙；三为殿中正隔间西壁；四为西檐墙。最引人入胜是南北山墙，以连环塑的形式，表现了释迦牟尼的传略故事。还有诸佛、菩萨、飞天以及象、狮、龙、凤、牛、麒麟等动物，夹于其间或烘托于背后的山水钱粮、园林瀑布、亭台楼阁和殿宇宝塔等建筑物，则更具一种自然、壮观的美态。布局严整、结构紧密、层次分明、色彩柔和，各尽其妙。 太兴山，位于长安县东南。今存寺庙及遗迹一百余处，库峪河顺流而下，寺庙沿河两侧依山而建。主要有三台庙、七星庙、铁瓦桥、磨针观、舍身崖、小关坪、龙脖子、五龙宫、白云洞、观音寺、千佛洞、岱顶等。每年农历七月初一至十五为古会，会期半月，四周各县的香客及游人往来不绝于途。太兴山寺庙虽然众多，但不少已经不是正纯的佛教寺院了，与地方信仰合流，还有些称为“汤房”，是山外村民过庙会时所用，平时职业出家人并不多。 嘉午台，又名甲午台，位于长安区东南终南山大峪乡境内。从新贯寺开始上山，经过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登云梯、石阶、盘道等，可登上戴顶寺（最高峰）。沿路两侧建有寺、殿、堂、庙院等60余处，九思洞、地藏殿、观音殿等较大，规模独具特色，建筑完整。虚云法师、印光法师、妙阔、定慧等四十多位曾长期在此当年曾在此住过。喇嘛洞。洞侧有唐贞观年间的摩崖石刻及浮雕佛像。由东西南北中五座山峰组成，又叫嘉五台。最高峰戴顶，海拔1870米，有小华山之称。历经寺庙21座，现存7座。天然古洞8处，大小两个石梯。 凤栖原，终南山北麓的黄土台原，位于长安区。当年唐带的“樊川八大寺”有四寺现存，即兴教寺、兴国寺、华严寺、牛头寺。兴教寺是八寺之首。1949年后，日本佛教界多次在此寻迹问祖，在兴教寺、华严寺祭祀。 南五台，位于西安之南长安区境内，因有文殊台、灵应台、舍身台、送灯台、大台（岱顶）等五座山峰，故名五台。因位于终南山中，故名南五台。或者因位于山西五台山以南，或者因北面耀县亦有一五台山，故名南五台。以大台最高，峰顶建有五大菩萨殿，建筑雄伟，金碧辉煌，四面悬崖峭壁，庙宇凌空而起，为了防风，殿顶全用铁瓦。天朗气清，站在西安城墙，可望见五大菩萨殿的雄伟。送灯台宽敞清净，风景幽雅，建有庙宇，塑有佛像。舍身、文殊、灵应三台，均建在四面壁立的尖峭孤峰上，山势险峻。送灯台下有一条塔寺沟，即圣寿寺，1940年印光法师舍利塔建于寺前，有戴传贤题的“印光大师舍利塔”、于右任题的“印光大师影堂”石刻，林森题的“佛光宝塔”。1974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先生来此，手植落叶松一株，现长成2米高，青松挺拔，象征着中日友好万年长青。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南五台古会三天。南五台原有庙宇70余座，从土地祠开始，约有弥陀寺、流水石、兴宝寺、白衣堂、大悲堂、甘露堂、太悲寺、五佛殿、竹林寺、朝天门、五马石、一天门、观音寺、弯柏树、胜宝泉、四方境、遇仙桥、送子殿、下宝泉、慈航庵、上宝泉、二天门、孤魂殿、普济台、迎真宫、圣母殿、五圣殿、琉璃殿、石佛寺、江义寺、千佛寺、睡佛殿、三天门、圣母殿、库官殿、三圣宫、黑虎殿、南海殿、紫竹林、圣光殿、桫椤坪、圆光寺、文殊台、清凉台、四天门、灵应台、舍身台、显身台、接引台、送灯台、圣寿寺、塔寺沟、大台、大茅蓬等。 沣峪，位于长安区境内。沣峪寺院除律宗祖庭净业寺、丰德寺之外，还有观音寺，又称望香台，创建年月不详，但唐代已为终南名寺，寺院所在的山峰海拔2166米，居高临下，周围众山如奔马涌浪，远近景色尽在眼底。当年寺宇多达五百余间，现存山门和中佛、送子、观音三殿。此寺之周围又有南雅寺、金禅寺、万峰寺、水帘洞及东西南北四景池等遗存。 紫阁山，位于户县东南。海拔2150余米，西北面是岩层断裂后所形成的高500余米的悬崖峭壁 ，其峰翠如泼黛。《雍胜录》载，每当旭日照射，烂然而紫；其山势上耸，若楼阁，以是故名。紫阁峰下，有建于宋代的“敬德塔”，塔下有大片遗址，有可能是宋代玄奘顶骨的安奉之地资阁寺。峰下叫紫阁峪，千年古白杨、无底潭瀑布、望归石、谷底潭、张良洞、睡佛洞、三君殿等大小二十多个景点沿紫峪河分布左右。 圭峰山，西邻黄柏峪，东邻太平峪，海拔1528米。山体为断裂岩形成的三角形孤峰，拔地而起。山上有圭峰寺遗存，圭峰禅师宗密曾在这里驻锡。山下不远处是三论宗祖庭草堂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