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周武帝开始毁佛灭法之后,长安及其附近一带的那些不愿还俗的僧人,为避免受到迫害,纷纷躲进终南山。于是到隋文帝开皇初年,由彤渊法师等创建了著名的至相寺。寺内聚集了一大批僧人学者,他们切磋精研佛学,创建了华严宗。至相寺也因此成为华严宗初期的祖庭。到了唐朝对至相寺进行了重建。武则天朝之后,尤其是盛唐时期,佛教的发展走向正轨,至相寺渐渐让位于长安城的佛寺。草堂寺位于终南山圭峰北麓。姚秦时的鸠摩罗什曾在此讲译佛经,当时称为逍遥园。在鸠摩罗什之后便一直有译经僧或炼丹道士来此。这也给终南山世界之外的人们增加了一份神秘心理。

有关终南山寺院的具体数目在此难以准确举出。总之,从隋朝建立到初盛唐时期,终南山上或其山麓地区的佛寺道观建设了许多。这些寺观数目众多,加之密林烟霞,往往被看作世外神仙之地,给人以出世之感。对于僧人道士来说这里无疑是译经、修行的好地方。从终南山到京城长安的人,也往往被看作高人或奇士。当然,终南寺观的僧人道士与外界的文人和僧道也有交流和往来,这正是促成终南山与唐朝社会融为一体的不可或缺的渠道。

三、终南捷径

长安作为政治权力的集中地和主流文化的权威所在,是有唐一代世人趋之若鹜的地方。尤其是文人士子们,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想进入官场,走仕途道路的。隐于邻近长安的终南山,易引起当局的注意,以达其进入仕途的目的,这无疑是一条捷径。

关于这一点,盛唐时期与西汉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同样是都城长安,同样是近距离的终南山,而文人士子们的取仕途径则大异。这也是两个时期的隐逸风尚和特点的不同所造成的结果。盛唐时期以隐取仕的倾向极其显著,在终南山的集中隐居就很自然了。

有关终南捷径,文献中记载:“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对曰:‘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数术乎!’上曰:‘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对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上叹曰:‘广成之言,无以过也。’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祯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6](P6669-6670)显而易见,这里道出了盛唐时期隐逸风尚的最大秘密:把隐逸终南当作进入京城长安的最好跳板。比起直接进入长安,这里反倒更“近便”一些。盛唐诗人李白就曾为了顺利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先隐居在终南山。

终南山还兼有国家礼仪场所的职能,它是唐皇帝祈雨或者祷雪的圣地。这便增加了终南山的神秘色彩。当然,这也是隐于终南山上的文人士子们近距离地接近大唐天子的绝好时机。

四、盛唐隐逸的盛况

实际上,初盛唐的皇帝对隐士的优渥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盛唐的独特隐逸风尚的形成。《旧唐书》中记载唐高宗和武则天就曾经“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7](P5116)《大唐新语·隐逸》中也记载,唐中宗、睿宗、玄宗皆渥眄隐者,或赐以金钱实物,或拜以官职。初盛唐皇帝的这一系列举措,一是显示其乐善求贤的天子风度,二是有喻示太平、教化风俗和彰显政治清平的用意。

这种提倡隐逸的风气在盛唐时期还可以疏解文人士子们向京师的奔竞。科举制度虽然也激发了中下层士人的进取意识和功名欲望,但人多官少的现实又使科举及第非常不易,更多的士子不得不接受落第的命运,而选择托庇山林,暂时隐居,借此也可以发愤读书,同时也可以扬名待举,候召入仕。前文提及的卢藏用就曾“初举进士选,不调,乃著《芳草赋》以见意,寻隐居终南山,学辟谷、练气之术”。[8](P3000)而按照唐代官制,及第也并不意味着马上可以有官可做,还须经吏部试。

在初盛唐时期,隐士逐渐集中在唐朝的东西两京附近,即长安城(京畿道)附近的终南山和洛阳城(都畿道)附近的崇山。其他像庐山、青城山等,隐逸者就寥若晨星了。这也足以展示了盛唐时期隐逸风尚的独特面貌。盛唐的隐逸有一特点就是,其隐逸主体乃是一大群踌躇满志的文人士子,他们大多“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退无肥遁之贞,进乏济时之具”,[7](P5115)如李白、王维、岑参等等。像他们这样以隐求仕待时的盛唐士子是非常多的。而他们的大量诗文作品可以看作是盛唐的独特隐逸文化的结晶。如果说王绩代表了初唐时期弃世与游世并存的隐逸风尚,那么盛唐的隐逸则以提出“心隐”的王维作为代表。学界近年来对王维的隐逸评说甚盛,我个人以为,“半官半隐”可以当作对王维隐逸生活的一般描述,不宜在更高层面上来完全涵盖王维的大部分生活状况。因为各人从字面去揣测这一较为模糊的“半官半隐”容易发生分歧,甚至变成无谓之争。如果用王维本人提出的“心隐”说去概括似更为妥贴一些,这样既接近王维的真实生活状态,也可以为学界普遍接受,并可进一步深入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