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隐士在士人这一大的群体当中流变性最大。盛唐的士人有一部分是走科举取仕道路的;另一部分则因种种机缘而选择了以隐求仕待时的途径。他们这样选择既有其无奈的方面,与此一时期昂扬的盛唐气象亦不无关系。盛唐在初唐这个隐逸过渡期之后,迅速地形成了具有入世功利性倾向的隐逸风尚。盛唐的文人士子们踌躇满志,在激烈的竞争中,一部分人便选择了这一条道路。士大夫们与国家的双边矛盾在新的机遇期实现了最大程度上的调和,“他们在隐逸时全无消沉颓废之情,即使偶尔流露出伤感,也只不过是说给别人听听罢了,其骨子里并未丧失希望,并非真正要遗世独立,隐逸终身,也并未与政治仕宦彻底握手作别,而是以退为进,待机而动,这一点既与魏晋为了全身远祸的隐逸不同,也与六朝时附庸风雅的隐逸有别。”[9](P116)这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十分罕见的现象。而临近唐都长安的终南山则在促进盛唐时期独特的隐逸风尚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安史之乱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社会重大转折的开始。随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盛唐隐逸风尚亦走向消亡。文人士子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重新铸建自己的价值理念,并重新追求自己的人格理想。而中国的隐逸文化则以白居易“中隐”的出现为标志,从此走向下坡,步入衰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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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J].北京大学学报, 2004(3).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