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捕来已半死，带活连泥叠岸侧。凄凄夜哭度阴风，恐怕民夫不尽工。
　　 乃指高阜荒狐穴，言是何年古帝宫。又道左侧丞相府，吩咐丁夫猛挑土。
　　 此土挑去四五尺，以下尽是藏金所。一日挑得土一尺，干粮食尽无气力。
　　 暂倚锹锄定喘吁，左右鞭扑如电击。……
　　 卷三《饥民行》进一步将饥民的惨状与富贵家的豪奢作强烈的对比：
　　 黄河铁底铜帮岸，百丈神沙忽崩断。横流直泻一千里，淮上人家淹大半。
　　 春禾秋黍入龙宫，高邮一带桑田空。浮尸名姓不可考，江鱼收葬成大功。
　　 江鱼贪葬腹胀死，渔翁得利喜不止。不知患难逐波涛，还道时丰谢天子。
　　 孤帆北下遇今旬，寒风猎猎吹黄尘。白日河头闻鬼哭，惊看土穴蹲饥民。
　　 沿路饥民不可数，锦衣富贵知谁苦。跃马青山射虎回，中宵把盏吴姬舞。
　　 传花伐鼓声阗阗，骂绝古今骄寒毡。轻裘暖阁大欢呼，喝月飞光笑落天。
　　 君不见陌上浮萍上枯柳，谁知倒裂高家口，苍生乞向江东走。
　　 《牵夫行》用艺术的语言对朝廷平定所谓“三藩之乱”的正义性提出了怀疑：
　　 愿作官路尘，莫作官路人。尘土践踏有时歇，人民力尽还伤身。王师北下传征西，舳舻千里如云迷。官吏催夫苦索钱，扶老携儿满驿涕。贫民出肘身无粮，牵船十日犹空肠。烈日寒霜任冻炙，皮穿足烂委道旁。前船牵夫死，后船牵夫续。一路鞭扑声，焉能辞惨毒。
　　 呼天不欲求生还，但愿以身葬鱼腹。可怜风雨日凄凄，浪打河头新鬼哭。
　　 如此真实细腻的揭示人民的苦难，不仅在僧诗中绝无仅有，较之清初以反映民生疾苦著称的吴嘉纪的诗作，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间此集遭到官方严厉禁毁，从反面说明了它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第三，以性情为发轫，以学问为根底，得之江山之助，不受宗古风气束缚，自成一格。黄河图评其诗，虽加了个玄妙的“道”，最突出的还是其中的“情”，“心者情之种也，诗者情之苗也。物理蓄结而感发，以达其致，是诗出于情，情生于心，而道则涵于心，泄于情，散于万有，诗其一也”，“我和上之诗原乎道者，殆犹是也。其触感而兴，喜而笑哑，怒而叱咤，哀而吁嘘，纵横佚荡，无不各踞颠顶”。范泽逵序云，“和上斋头释典而外，牙笺锦轴充栋，皆古今善本手迹，靡有遗编，其究心古人者深矣”，“且涵养于佳山胜水光风霁月之间，旷乎有得，由是自写其性情，绚然如天花之浪漫，蒸然如海市之离奇”，“和上之诗本于性情，兼以多闻多见之识力，宜其超然出尘也”。熊一潇序亦云，“和上天资高迈”，“所历更遍天下名山大川，化流海外，耳目间绝无恒境，胸中浩瀚奥衍，于数千百年帝王圣贤良臣杰士之名理勋业，是非得失成败之林，洞然指掌”，“至天经地志象纬历数稗史素问之学，三才具备，靡不曲畅旁通，故发而为诗，浑灏高宏，有如天际明霞，自卷自舒，不可端倪，又如皓月当空，举宇宙人物山河昆虫木石，巨细情状皆所毕照”，“所以和上诗不得指为三唐两宋何代何家，由其海阔天空，自成今古，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也”。李方广序亦云，“今之言诗，首汉魏六朝三唐，对此恐无着脚处也”。陶煊序着重强调其诗“莫不洗去时蹊，独标新旨”的自觉努力。诸家所论或许有溢美之词，但石诗具有性情、才学、江山之助结合而自成一格的特色是无庸置疑的。放开视野来看，石濂与后来性灵派宗主袁枚的诗，在审美旨趣上，实有一脉相承。
　　 第四，在诗歌技巧上，摹形状物的水平很高，有很强的造型效果。正如王培评云，“读和上匡庐、太华、石淙、钓台以及天台、罗浮、钱塘观潮诸作，此又诗中之奇化也，然皆有能形异怪于难形之中，此又和上之奇化而能自形其奇化也”。在诗歌体式上，古体诗如《钱塘观潮歌》想象奇特，摹形如生，痛快淋漓，不可多得；一些律绝往往融情于景，以画为诗，不着痕迹，宛若淡雅水墨。如五律《渡太湖》：“九秋三岛外，一棹五湖边。水静芦花乱，山明枫叶燃。轻帆飞细雨，远树出晴天。何处来沙雁，随风入暮烟。”五绝《山中人》：“伊人何处住，日出锄白云。日入长歌去，花流一涧分。”

　　 　　三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如高层云序所云，“为缁白所共仰者几三十年”的诗僧，康熙四十三四年前后却被迫害致死。这既是康熙后期统治基础已经稳固，统治集团遂抛弃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宗教政策，社会氛围转趋紧张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一个，也和潘耒的告发中伤直接相关。而且，潘耒的告发，很大程度上是以已经死无对证的屈大均的名义进行的。
　　 二人一是远在苏州的赋闲翰林院检讨和起居注官，一是出入于广州城西的佛门弟子，本来了无瓜葛。石濂得罪潘耒的主要原因，多数材料认为和后者两度游粤（分别在康熙二十七和三十八年）对之招待不周有关，是有道理的。无论如何，潘耒以曾是天子近臣的身份，悍然对之发起了足以置之于死地的上纲上线的无情告发运动，是确定无疑的。那篇据说多达万言、措辞激烈的告发专文《救狂砭语》，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潘耒生前文集定本已经自动删去，此不据引。但康熙四十九年《遂初堂文集》附刻《遂初堂别集》卷四，还是留下了他分别给地方行政长官、地方名流文人和地方高僧大德的三封信函。《致粤东当事书》云：
　　 石濂谬述种种，其最甚者则《海外纪事》……尤可怪者，将安南分部之一岛主尊之为大越国王，颂扬之无所不至：启中有“聪明天纵，气贯微垣，君师并作，皇风浩荡”之语，诗中有“六宫瞻礼，列国大君”之句，上其大学士之启有“珥璧彤庭，簪缨紫禁”之词，题其门联曰“圣德及群生，王猷周八表”，赠之名曰“兴龙”，与之号曰“天纵道人”，皆与颂扬皇上无异。皇上为圣感寺僧霁仑作《五灯全书序》，而故将霁仑极力诋毁，故将御制序所褒之书极力贬剥，兼有不顾皇上道德文章之大及“累我君王瞒，请当今御制序文”等语，隐然谓皇上不当制序，则皆狂悖之甚者。又擅改洞宗世系，删去五代更换二代，则有灭绝祖宗之罪……昔孟子辟杨墨，谓其无父无君，为我兼爱，未即无父无君也，而孟子推其弊必至于无父无君，岂若此僧亲于其身无父无君乎……至其行事则狂妄更甚……其尤不法者，则在通洋一节。海禁虽开，而出洋贸易，本商贾之事，僧而通洋既非本分，乃石濂之通洋则多将干禁之物致诸交人以邀厚利，有闻之令人缩舌者。即不系干禁之物如缎匹等，皆缕金于其端，作“王府用，长寿定”六字。考安南莫氏初归顺时止封都统使，今阮福周未经请封，未收朝命而何得竟称王府，俨然与中朝亲王等……彼颂扬交人极其僭拟，至刻之于书，广行流布，而无一人指摘，则将谓中国无清议矣。彼行非法之事，出非法之物，久而无人禁止，则将谓中国无法纪矣……在昔潮州苦鳄鱼为暴，韩昌黎为文驱之而害除；宁州有妖蛇惑人，孔道辅举笏击杀之而妖息；迩年朱方旦左道惑众，王俨斋先生为讲官，于入直时劾奏之，皇上大喜，用其言诛方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