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盛唐诗人也许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他们都有极强的功名意识，但却时常以放达的态度应对生活。他们大都有过数次乃至数不清的生活坎坷，可是却很少沮丧颓废。他们热情而不失冷隽，豪爽而不乏悲壮，负重而又坦然。他们对生命充满了自信，时常笑对一切不幸和灾难。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大都经受了与传统士大夫相同的失意坎坷，但在坎坷人生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却有异于传统的士大夫们。这也许是人们在谈论盛唐文学的特殊性时最乐于强调的一点。那么是什么因素给盛唐诗人这种独特的精神风貌呢？人们多从盛唐强大的国势、繁荣的经济、自由的思想等方面去考察，这是很有道理的。但研究者却忽略了在盛唐兴盛的禅宗对盛唐诗人生活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足。其实禅宗精神与盛唐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它对盛唐诗人生活的影响，也直接涉及到盛唐诗人的精神风貌。笔者曾著文对这一课题进行过研究（注：傅绍良.从负重人生到艺术人生[J]. 江海学刊，2000（4）.），本文正是这一研究的延续。

　　 　　一

　　 盛唐诗人与佛教的因缘是深厚的，无论是入道的李白、奉儒的杜甫、从军的高适岑参，还是隐逸的孟浩然，无不在其生活的特定阶段，与佛教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而以参禅终身的王维，更是将奉佛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从而赢得了“诗佛”的美称。在盛唐三教并重的时代，习佛对他们这些充满了想象和感悟力的文人来说，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崇佛，而是将佛教义理融入生活过程中，对自己的人生进行适当调节，在一种兼融三教的特殊的心理背景下，重新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社会理想，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显示了别一种风神。
　　 和中国古代士大夫一样，盛唐诗人在自我形象设计方面比较注重功名和责任，他们用“修齐治平”的社会政治模式来构画自己的人生，自觉地承担起应尽的社会义务，并在此基础上求得相应的政治功名。这是一种严格而持久的自我道德修养，它不仅存在于某一代士人身上，而且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世世代代存在于人们的人格塑造模式之中。盛唐诗人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产物，他们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儒家的自我修养理论来规范自己，将自我摆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用远大的功名和崇高的责任来支配自己的人生行为，描绘自己的未来，因而在自我形象的设计方面，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功名感。只要翻开盛唐诗人的作品，不难发现那些有个性的作家大都有着相当令人振奋的人格设计。杜甫“自比稷与契”，欲致君尧舜，再淳风俗；李白自比管仲诸葛，思使天下大定，海县清一；岑参高倡其祖“调元气”、“理苍生”（《怀旧赋》）之功；王维盛赞张九龄“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之德；高适负王霸之气，大言“明时好画策，动欲干王公”（《东平路作三首》），连终身白衣的孟浩然，也自比“管乐”，思立“壮图”（注：参阅孟浩然《与黄侍御北津泛舟》、《家园卧疾毕太曜见寻》诸诗.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8.）。
　　 所以，尽管我们一再强调“自我形象”，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抽象意义上的自我是不存在的。“自我”的生存价值，不能超出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更不能用牺牲他人的自私行为来满足自我的需要。因此，作为中国文化的产物，盛唐诗人的“自我形象”设计，就是编织一种以复杂的社会关系为主体的人生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君臣关系是纲，确立理想的完美的君臣关系，是实现个体生命的社会价值、完成自己形象塑造的必由之路。从这种关系上来说，其自我形象设计关怀的并非自我，而是社会。这不仅是盛唐诗人自我形象的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我们姑且把自我形象设计中的这种社会关系至上的特色称为社会关怀。
　　 社会关怀是盛唐诗人自我形象设计的对象系列及价值寄托，他们以社会关怀为核心，注重自我内在修养，关注道德、政治、民情，将社会政治作为实践自我价值的舞台，对社会事件的关心，对自我沉浮的敏感，构成其执着的政治心态和微妙的感情触角。如孟浩然：“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李白：“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杜甫：“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高适：“万事切中怀，十年思上书。”（《苦雨寄房四昆季》）等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构成了这个时代诗人们自我形象设计的基本内核，为了完成这个自我形象的塑造，他们也将自己的人生起点定位于入仕为官，满怀希望地从人生的起跑线上出击，去追求生命的价值。但命运似乎总爱跟那些心高的诗人们开玩笑，他们从政治起跑线上起跑的那一刻，也就成为了他们遭遇艰辛和不幸的开始。他们冲击得越猛，所遭遇的阻力和挫折就越大。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这些富有人格魅力和个性特色的作家们，无不饱尝了政治的失意和困苦。自我形象的设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严酷的社会政治环境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以社会关怀为核心的自我形象设计出现了危机：“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注：（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9.）“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李白《古风》其十五）（注：（清）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行路难，归去来！”（李白《行路难》）（注：（清）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这些诗歌唱出了他们心中的痛苦和彷徨。
　　 价值危机带来了自我形象设计的幻灭，严酷的社会现实给那些以社会关怀为人生目标的诗人们造成巨大的精神迷惘和感情痛苦。如何才能消解痛苦呢？唐代三教并重的社会环境给诗人们提供了极为便当的途径，他们在感情失落和痛苦之际，大都选择佛教作为其人生的调节手段。

　　 　　二

　　 佛教认为现实人生是“欲界”，由欲望和需要所支配的行为和思想，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缘起经》云：“佛言：云何名缘起初？谓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死。起愁叹苦忧恼，是名为纯大苦蕴集，如是名为缘起初义。”佛教认为“多欲为苦”，而摆脱痛苦的根本方法便是“少欲无为”，在自在的空境中求得生命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