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盛唐诗人对待宗教的特殊态度，这也使得盛唐诗人在利用宗教进行心理调节方面具有相当的灵便性。一方面，他们在自己人生失意的时候，多能利用佛教进行社会关怀与终极关怀的换位，并在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下进行心理重构。另一方面，这种重构并不是对现实的彻底否定，而是在终极关怀的信念下对儒家“内圣外王”行为模式的一种反思，它可能以一种批判的形式出现，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对现实的批判往往就是一种变相的社会关怀。王维的以佛报国、杜甫的难舍妻子、岑参的名利之叹，等等，都说明了这些遭遇过人生坎坷的诗人们内心的真实感受。在盛唐诗人的人生理想中，没有真正的出世观，佛教的“空”观只能对他们的精神世界起一点调节作用，而不可能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自我的终极目标。鄙夷功名而不回避社会责任，遁迹自然而直面现实人生，这便是盛唐诗人在佛教的心理调节下，由社会关怀转向终极关怀之后的灵便心态，也是他们处理功名与自然、执着与超越的基本原则。盛唐诗人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可以将这种灵便的心态运用到现实生活中，从痛苦之中获得精神力量，以更多的热情去生活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