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住大乘善男子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作如是念，我以文字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彼依文字执着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何以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一切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皆无文字，色乃至识亦无文字，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文字，是故不应执有文字能书般若波罗蜜多。［5］

　　（四）《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十二：

　　尔时尊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多为可书写耶？佛言：不也，须菩提，般若波罗蜜多非文字可得，所有文字但为显示此法门故，而般若波罗蜜多离文字相，毕竟于文字中求不可得。若有人作是言：我书文字即是书写般若波罗蜜多。须菩提，此因缘者，应当觉知是为魔事。［6］

　　（五）《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卷上：

　　波斯匿王白佛言：十方诸佛一切菩萨，云何不离文字而行实相？佛言：大王，文字者，谓契经、应颂、记别、讽诵、自说、缘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广、希有、论议，所有宣说、音声、语言、文字、章句，一切皆如无非实相。若取文字者，即非实相。［7］

　　以上三段经文皆属于般若经系。（三）、（四）二段经文都说明了以文字书写佛经时，不应执着于文字。因为文字只能藉以表现佛理，却不应视文字即为佛理。譬如标月之指，不得视指为月。故云：“般若波罗蜜多离文字相，毕竟于文字中求不可得”。而隋．慧远《大乘义章》解释“文字般若”亦云：“言文字者，所谓般若波罗蜜经，此非般若；能诠般若，故名般若......。又此文字能生般若，亦名般若。”［8］段经文除了一一列举文字的各种表现形式，其主旨仍不外说明不可取着于文字。

　　（六）《维摩诘所说经》云：

　　至于智者不著文字，故无所惧。何以故？文字性离无有文字，是则解脱。解脱相者则诸法也。［9］

　　天曰：“如何耆旧大智而默？”答曰：“解脱者无所言说，故吾于是不知所云。”天曰：“言说文字皆解脱相。所以者何？解脱者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文字亦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也。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是解脱相。”［10］

　　《维摩诘经》一方面强调“智者不著文字”，一方面也强调文字的重要性。故天女为驳斥舍利弗的“解脱者无所言说”，而提出“言说文字皆解脱相”、“无离文字说解脱也”。于此，天女和舍利弗对于言说文字的观点不同，或可视为大小乘文学观的差异性。

　　（七）《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七：

　　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该习。所谓文字算数，图书印玺，地水火风，种种诸论，咸所通达。又善方药，疗治诸病，颠狂干消，鬼魅蛊毒，悉能除断。文笔赞咏，歌舞妓乐，戏笑谈说，悉善其事。［11］

　　《华严经》则认为菩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该习”。自然也包括了和文学有关的“文笔赞咏”、“戏笑谈说”。

　　总而言之，以上《杂阿含经》、《百喻经》、《维摩诘经》中舍利弗的看法以及《大唐西域记》中波尔尼仙的传说，代表了小乘佛教的文学观：凡是志求解脱的修道者，便不应徒费虚功于学习世典文辞；即使是有助于悟得佛理的语言文字，也应在悟得佛理之后加以舍弃。而《般若经》、《维摩诘经》、《华严经》则代表了大乘佛教的文学观：尽管语言文字不等于佛理本身，故不应取着于文字；但是离开言说文字则无以诠解佛法，因此菩萨为了利益众生，于文笔赞咏、戏笑谈说等事仍应善加学习。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百喻经》中的“戏笑便应弃”，或是《华严经》中认为菩萨应当学习文学等世间技艺，都是为了宗教性的目的，而不是以文学为目的。因此，从佛经的立场来看，文学应该是作为佛教的实用工具；也就是说，汉译佛典的文学观应该是一种崇实尚用的文学观。

　　三、译经家的文学观

　　据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1［12］一文，认为译业起于汉末，其时译品，大率皆未熟的直译也。例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竺佛朔、康巨等人。而三国西晋间，则以支谦、竺法护所译最为调畅易读，殆属于未熟的意译之一派。以下谨依梁氏所举的早期译经家，并列出译经风格如下：

　　译别 译经家

　　《出三藏记集．经序》

　　  《梁高僧传》

　　直译

　　安世高

　　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

　　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

　　支娄迦谶

　　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时有不达。

　　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

　　竺佛朔

　　译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康巨

　　并言直理旨，不加润饰。

　　意译

　　竺法护

　　《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受笔，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质胜文也。……考其所出，事事周密耳。

　　安公云：“护公所出，若审必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辨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其见称若此。

　　支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曲得圣义，辞旨文雅。

　　从以上表来看，直译者的特色在于质直合旨，不加润饰；意译者的特色则在于畅达、文雅。但是法护的译经虽然“宏达欣畅”并不碍其“纲领必正”，而且文字依然偏重“辞质胜文”，“依慧不文，朴则近本”。而支谦的译经虽然“颇从文丽”依然可以达到“文而不越，约而义显”，“曲得圣义”。可见不管直译或是意译，都以不背离经文主旨为首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