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16[38]
慧远虽然提出了质文调和的理论,但似乎影响并不大。隋代的译经家彦琮著有《辩正论》,除了提出“译才须有八备”外,并且认为翻译终究不同于原本,“然今地殊王舍,人异金口,即令悬解,定知难会。……直餐梵响,何待译音?本尚亏圆,译岂纯实?”最好是人人学习梵文,则“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但在无法废止翻译的情况下,仍偏重于直译,主张“意者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39]
由于中国的译经事业,历经由外国人所主译、中外人士所共译,一直到隋唐时期才由国人主译,因此梁启超谓“必如玄奘、义净,能以一身兼笔舌之两役者,始足以语于译事矣!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18[40]
而道宣(596~667)于《续高僧传.玄奘传论》中通论历代的译业则云:“若夫九代所传见存简录,汉魏守本,本固去华,晋宋传扬,时开义举,文质恢恢,讽味余逸。厥斯以降,轻摩一期,腾实未闻,讲悟盖寡。……充车溢藏,法宝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讹竞。故勇猛陈请,词同世华,制本受行,不惟文绮,至圣殷鉴,深有其由。……昔闻淳风雅畅,既在皇唐,绮饰讹杂,寔钟季叶。不思本实,妄接词锋,竞掇刍荛,郑声难偃。”[41]可见道宣对于古今译经的批评,主要缺点仍在于绮饰讹杂,不思本实。
赞宁(918~999)于《宋高僧传》论译经,除了提出六例说,并提出折中的看法:“苟参鄙俚之辞,曷异屠沽之谱,然则糅书勿如无书,与其典也宁俗,傥深溺俗,厥过不轻。折中适时,自存法语,斯谓得译经之旨矣。”20[42]
总而言之,在佛典翻译的过程中尽管出现了不少文辞绮饰的现象,但是翻译佛经的目的在于宣教而不在于文学,务本存旨乃是译经的最高原则。故多数的译经家仍然主张直译重于意译,求真多于求美,内容的质朴近本也远胜于形式的文巧修饰。因此,译经家的文学观,也可以说是重质轻文的文学观。
四、僧俗雅士的文学观
所谓的僧俗雅士,不必是佛教徒,但是他们的文学观则必须是根基于佛教的观点所衍生而来的。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说,梁简文帝萧纲乃虔诚之佛教徒,且撰有至诚恳切之〈六根忏文〉、〈悔高慢文〉等21[43],但于〈诫当阳公大心书〉中则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44]将文章与德行分而为二,文学成为独立之事,这种文学观显然与佛教观点不符。因此僧俗雅士的文学观,必须源自于佛教的观点,才能代表传统佛教的文学观。
由于汉译佛典中的文学观,有大乘、小乘的差异,一般的僧俗雅士对于文学创作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简而言之,一种是把文字当做业障,是罪恶之因;一种是把文字当成般若,是解脱之缘。以下试由几组佛教的概念加以阐述:
1。掉悔与道悟:唐.道世《法苑珠林》解释掉悔盖云:
掉悔盖者有三:一口掉者,谓好喜吟咏、诤竞是非、无益戏论、世俗言话等,名为口掉。二身掉者,谓好喜骑乘驰骋、放逸筋力、相扑、扼腕指掌等,名为身掉。三心掉者,心情放荡,纵意攀缘,思惟文艺、世间才技、诸恶觉观等,名为心掉。掉之为法,破出家心。[45]
掉悔为五盖之一,谓覆盖心性,令善法不生之烦恼。掉悔盖,心之躁动(掉),或忧恼已作之事(悔),皆能盖覆心性。而在道世所举的三种掉悔中,第一好喜吟咏、第三思惟文艺,皆与文学有关。因此若从佛教修行的角度来看,对文学过度的执着与爱好是有碍于修定的。
然而对于证果的圣人而言,“所谓寂灭不动,感而遂通;悟道缘机,然后神化。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圣变随方,该罗法界。非六道之至圣,孰能垂化于五道者也!24[46]”可见道世认为大圣垂化,对于文字的应用,可以达到无入而不自得的境界。
2。诗魔与空王:魔,一般是指夺取吾人生命,或障碍解脱生死者,也称为天魔。而在僧俗诗歌吟咏中,颇有将诗思戏称为“诗魔”者,可能是认为爱好吟咏之心未除,不易证得生死解脱吧!例如虚堂和尚〈和秉彝李君五偈〉之五:
炉边呵冻得能多,端石无辜日夜磨,
却把悼词为雪咏,诗魔难敌胜修罗。[47]
又如白居易诗云:
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
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闲吟〉[48]
但是在〈与元九书〉中则云:“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49]则居易诗中所谓“诗魔”者,大抵皆戏言而已。
此外,萧丽华在诗僧齐己的研究中也指出:“他经常以“诗魔”来戏称诗思,特别在干扰禅思,不得清静澹泊之时,就特别显出“分受诗魔役”的自我提醒。”[50]兹援引数例于下:
味击诗魔乱,香搜睡思轻。〈尝茶〉
分受诗魔役,宁容俗态牵。〈自勉〉
余生消息外,只合听诗魔。〈喜干昼上人远相访〉
诗魔苦不利,禅寂颇相应。〈静坐〉
正堪凝思掩禅扃,又被诗魔恼竺卿。〈爱吟〉
还应笑我降心外,惹得诗魔助佛魔。〈寄郑谷郎中〉[51]
其他如袁宏道诗亦云:
酒障诗魔都不减,何尝参得老庞禅?〈闲居杂题?其二〉[52]
这些诗僧雅士,不说“诗思”而说“诗魔”,的确是承认创作的欲望有碍于修行。然而在创作欲的驱使之下,是否真能降伏“诗魔”之心,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