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是莲花》缘起
心是莲花是由居士自发组织建立的一个佛学平台。
《莲心论坛》交流
论坛事务区》 《莲心佛音区
莲心研修区》 《莲心红尘区
佛教人物
高僧|法师 大德|居士
信仰
菩萨信仰 诸佛信仰
您所在的当前位置:主页 >> 佛教文学 >> 文学综论 >>

传统佛教的文学观(3)

分享到:

  事实上,六朝正是中国文学概念发生转变的时期,“至建安,“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才造成文学的自觉时代。“遗风余烈,事极江左”,才造成文学的灿烂时代。”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需要翻译大量的佛经,文质问题也与译经密不可分。例如:在敦煌发现的今存最古经录─刘宋时所撰《众经别录》于每一经下,皆标明文质,或注云“文”,或注云“质”,或注云“文质均”,或注云“文多质少”,或注“不文不质”,潘师石禅于〈敦煌写本众经别录之发现〉一文中即指出:

  盖佛典初入东土,译人皆大德高僧,或清信文士,莫不虔心敬慎,深惧违失圣言,其间译胡为汉,备极艰难。过文恐失旨,过质虑不达......夫经意不失,与译笔文质,有极大之关系。

  至于最早提出译经与文质问题的文献,应是〈法句经序〉:

  始者维只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224)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只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知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经达,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

  文中指出翻译的困难,若依经义的本旨翻译,则难免“其辞不雅”。但是在“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两难情况下,则立张“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直译法了。而在〈首楞言后记〉中也说:

  咸和三年(328)岁在癸酉,凉州(剌史)自属辞,辞旨如本,不加文饰。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进一步提出了“饰近俗,质近道”的看法,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善文与质;而在文、质无法兼善的情况下,仍采取了质朴近道的直译法。

  道安(314 ̄385)虽然不通梵文,但对于翻译理论颇有贡献。除了在〈摩诃金本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外,也指出“胡经尚质,秦人好文”的差异。而在其他经中对于文、质的问题也多有讨论。

  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鞞婆沙序)

  “佛戒......与其巧便,宁守雅正......愿不刊削以从饰也。众咸称善,于是按梵文书,唯有言倒时从顺耳。(比丘大戒序)

  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梵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斳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摩诃金本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道安认为译经的目的只是“求知辞趣”而已,对于佛经本身或文或质,均应“案本而传”,不宜妄加增减。因此道安所监译的佛经,除了翻译上不可避免的“五失本”、“言倒从顺”之外“余尽实录也”。由于道安主张极端直译的态度,不免对叉罗、支谦的译经过于文巧,颇有讥评,认为“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也就是说,过度的文饰可能就会失去佛经的本来面目了。

  鸠摩罗什(334)兼通梵汉,梁启超认为什公的译经风格是:

  比较的偏重意译。其译《法华》则“曲从方言,趣不乖本。”(慧观法华宗要序)其译《智度》,则“梵文委曲,师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僧睿大智释论序)其译《中论》,则“乖阙繁重者,皆裁而裨之。”(僧睿中论序)其译《百论》,则“陶练覆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僧肇百论序)据此可见凡什公所译,对于原本,或增或削,务在达旨......什译虽多剪裁,还极矜慎,其重译《维摩》:“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文约而诣,旨婉而彰。”(僧肇维摩诘经序)其译《大品般若》:“手执梵本......口宣秦言,两译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之,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僧睿大品经序)由此观之,则什公意译诸品,其惨淡经营之苦,可想见耳。[31]

  什公虽主意译,然对原文仍极为忠实。事实上,佐赞什公译业的左右手之一的僧睿,即为道安弟子,故于〈大品经序〉云:“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虑交怀,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僧睿于笔受时,一面谨守亡师的遗训,一面接受什公的正字定义,“幸冀遵实崇本之贤,推而体之,不以文朴见咎,烦异见慎也。”[32]僧睿〈小品经序〉亦云:“胡文雅质,按本译之,于丽巧不足朴正有余矣。幸冀文悟之贤,略其华而几其实也。”[33]可见什公译经,虽多剪裁,但其文字仍偏向于质朴简约,不失本旨。

  至于其他的译经情形,如僧肇〈长阿含经序〉云:“凉州沙门佛念为译,秦国道士道含笔受,时集京夏名胜沙门于宅第校定。恭承法言,敬无差舛,蠲华崇朴,务存圣旨。”12[34]未详作者〈僧伽罗刹集经后记〉云:“使佛念为译人。念乃学通内外,才辩多奇。常疑西域言繁质,谓此土好华,每存莹饰文句,灭其繁长。安公、赵郎之所深疾,穷校考定,务在典骨,既方俗不同,许其五失胡(或作梵)本,出此以外,毫不可差。”[35]道梴〈毗婆沙经序〉云:“沙门智嵩、道朗等三百余人,考文详义,务存本旨,除烦即实,质而不野。”[36]慧远〈三法度序〉云:“提婆于是自执胡经,转为晋言。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依实去华,务存其本。”[37]可见当时译经的风气,基本上是以“务存本旨”为主,风格则偏重于“质而不文”。

  庐山慧远(334~416)在〈大智论抄序〉则提出了折中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