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六朝正是中国文学概念发生转变的时期，“至建安，“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才造成文学的自觉时代。“遗风余烈，事极江左”，才造成文学的灿烂时代。”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需要翻译大量的佛经，文质问题也与译经密不可分。例如：在敦煌发现的今存最古经录─刘宋时所撰《众经别录》于每一经下，皆标明文质，或注云“文”，或注云“质”，或注云“文质均”，或注云“文多质少”，或注“不文不质”，潘师石禅于〈敦煌写本众经别录之发现〉一文中即指出：

　　盖佛典初入东土，译人皆大德高僧，或清信文士，莫不虔心敬慎，深惧违失圣言，其间译胡为汉，备极艰难。过文恐失旨，过质虑不达......夫经意不失，与译笔文质，有极大之关系。

　　至于最早提出译经与文质问题的文献，应是〈法句经序〉：

　　始者维只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224）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只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知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经达，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

　　文中指出翻译的困难，若依经义的本旨翻译，则难免“其辞不雅”。但是在“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两难情况下，则立张“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直译法了。而在〈首楞言后记〉中也说：

　　咸和三年（328）岁在癸酉，凉州（剌史）自属辞，辞旨如本，不加文饰。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进一步提出了“饰近俗，质近道”的看法，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善文与质；而在文、质无法兼善的情况下，仍采取了质朴近道的直译法。

　　道安（314￣385）虽然不通梵文，但对于翻译理论颇有贡献。除了在〈摩诃金本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外，也指出“胡经尚质，秦人好文”的差异。而在其他经中对于文、质的问题也多有讨论。

　　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鞞婆沙序）

　　“佛戒......与其巧便，宁守雅正......愿不刊削以从饰也。众咸称善，于是按梵文书，唯有言倒时从顺耳。（比丘大戒序）

　　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梵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斳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摩诃金本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道安认为译经的目的只是“求知辞趣”而已，对于佛经本身或文或质，均应“案本而传”，不宜妄加增减。因此道安所监译的佛经，除了翻译上不可避免的“五失本”、“言倒从顺”之外“余尽实录也”。由于道安主张极端直译的态度，不免对叉罗、支谦的译经过于文巧，颇有讥评，认为“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也就是说，过度的文饰可能就会失去佛经的本来面目了。

　　鸠摩罗什（334）兼通梵汉，梁启超认为什公的译经风格是：

　　比较的偏重意译。其译《法华》则“曲从方言，趣不乖本。”（慧观法华宗要序）其译《智度》，则“梵文委曲，师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僧睿大智释论序）其译《中论》，则“乖阙繁重者，皆裁而裨之。”（僧睿中论序）其译《百论》，则“陶练覆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僧肇百论序）据此可见凡什公所译，对于原本，或增或削，务在达旨......什译虽多剪裁，还极矜慎，其重译《维摩》：“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文约而诣，旨婉而彰。”（僧肇维摩诘经序）其译《大品般若》：“手执梵本......口宣秦言，两译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之，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僧睿大品经序）由此观之，则什公意译诸品，其惨淡经营之苦，可想见耳。［31］

　　什公虽主意译，然对原文仍极为忠实。事实上，佐赞什公译业的左右手之一的僧睿，即为道安弟子，故于〈大品经序〉云：“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虑交怀，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僧睿于笔受时，一面谨守亡师的遗训，一面接受什公的正字定义，“幸冀遵实崇本之贤，推而体之，不以文朴见咎，烦异见慎也。”［32］僧睿〈小品经序〉亦云：“胡文雅质，按本译之，于丽巧不足朴正有余矣。幸冀文悟之贤，略其华而几其实也。”［33］可见什公译经，虽多剪裁，但其文字仍偏向于质朴简约，不失本旨。

　　至于其他的译经情形，如僧肇〈长阿含经序〉云：“凉州沙门佛念为译，秦国道士道含笔受，时集京夏名胜沙门于宅第校定。恭承法言，敬无差舛，蠲华崇朴，务存圣旨。”12［34］未详作者〈僧伽罗刹集经后记〉云：“使佛念为译人。念乃学通内外，才辩多奇。常疑西域言繁质，谓此土好华，每存莹饰文句，灭其繁长。安公、赵郎之所深疾，穷校考定，务在典骨，既方俗不同，许其五失胡（或作梵）本，出此以外，毫不可差。”［35］道梴〈毗婆沙经序〉云：“沙门智嵩、道朗等三百余人，考文详义，务存本旨，除烦即实，质而不野。”［36］慧远〈三法度序〉云：“提婆于是自执胡经，转为晋言。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依实去华，务存其本。”［37］可见当时译经的风气，基本上是以“务存本旨”为主，风格则偏重于“质而不文”。

　　庐山慧远（334～416）在〈大智论抄序〉则提出了折中的理论：